一“中国批评”“人情世故”“东方恶习”
客:最近比较空闲,我们何不放松地谈谈当代文学与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
主:哈哈,看来你也无聊!谈什么不好,偏要谈文学和批评,不很过时吗?
客:那也不见得.我看是你自己无聊,爱发感慨,其实还是有人关心文学和批评的.每年出版的文学书刊和围绕这些书刊的议论就有不少,最近各地还纷纷成立了专门的评论家协会,“鲁奖”、“茅奖”、“华语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每次评选都会激起热议.总体上没以前那么热闹,但既然有人关心,就不妨一谈.
主:现在谈论文学和批评还有什么意思?
客: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社会的文化再怎么活跃,文学总不会失去它的位置,虽然我并不知道文学的位置究竟应该怎样.90年代以来各种以“文化”冠名的活动超过“文学”而越来越发达,我们已经从“文学的时代”走进了“文化的时代”.但“文化的时代”也可以而且应该谈“文学”.“文学”本来就包含在“文化”中,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
主:你杜撰了两个概念,“文学的时代”,“文化的时代”,请问你是怎么划分的?
客:从“五四”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大家都重视文学.竹内好说中国现代有一种“文学主义”,我想有“文学主义”,就有“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在整体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跟文学有关.30年代中期蔡元培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做“总序”,说“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没有说明其实“复兴”的主要是文学,这一点周作人40年代一篇文章《文艺复兴之梦》讲得就很清楚.
主:这篇文章哪里可以看到?
客:收在他自编的随笔集《苦口甘口》里.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转入了“文化的时代”,不知怎的,忽然“咸与文化”了.现在你可以根本不懂文学,却可以就任何一个文化课题高谈阔论,或操弄“文化产业”.我算是看着这个现象起来,一路跟踪,总觉得有点怪.
主:你奇怪什么?
客:我发现突然兴起的“文化”普遍缺乏文学品质,是“无文学的文化”,或“没有文学深度参与的文化”.偌大一个国家,只有进口大片和国产贺岁片,天天爬起来都是看历史剧或警匪片,耳濡目染都是“影视文化”,以及各种乱跳乱唱的歌舞组成的“晚会文化”,还有乐此不疲、愈演愈烈的变相选美(美男)文化,“高雅”一点,也不过请几个学者在电视上普及与当代生活脱节的“国学”来装点门面,或者凭空塑造几个转眼就被遗忘的标兵楷模,就是没有立足当代生活的优秀的文学创作来激动人心,维系人心,滋润人心,没有围绕文学的各种批评的声音来激发智慧的对话,年轻人的精神交流只限于电邮、短信、博客、网聊、微博这些披着新技术外衣却基本属于即时性、快餐性、旋生旋灭并很容易造成阅读疲劳的不负责任的闹剧和恶作剧,久而久之,这个社会的文化一定缺乏深沉而稳定的内涵,徒有表面的热闹.据说欧美新一代汉学家已经不看中国文学了,只研究中国影视,扩大一点也不过是中国的“媒体”.现在汉学家可以不识汉字,只须看看来自中国的画面就够了.这怨不得人家,我们自己的文化本来就缺乏文学的因素,缺乏语言文字深层和细部的建造,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关注我们的文学?总而言之,现在的文化,好像是在文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主:你还是太留恋文学了,总想让文学凌驾于文化之上.比起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文学果真特别高贵吗?
客: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维系物,文学利用语言文字呈现社会生活,这个精神创造的传统在世界各国历史悠久,至今仍未失去它无可比拟的深刻细腻.与此同时,创作和阅读的个体性也始终和群体文化活动保持必要的张力,以相对沉静的个体方式补充相对浮嚣的群体文化活动.创作和阅读的个体性也并不拒绝群体性,进入批评领域之后,更呈现个体性和群体性的良性互动.因此我说,在各个门当中,文学应该有其特殊地位.
主:被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当前虽然“超女”、“超男”、“达人”轮番登场,虽然无聊的晚会占据了许多美丽的夜晚,虽然媒体网络上假真实与真谎言齐飞,假正经共真滑稽一色,但文学并未死绝,不必妄自菲薄,没事谈谈也好.但从何谈起呢?
客:先说批评吧.你从事批评多年,对批评界总有一点想法?相对于创作,批评似乎更活跃,经常还是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还算有点气息.
主:我可不敢苟同.批评界表面上确有某种性,实际却是缺乏真诚对话的一种无政府状态的.
客:此话怎讲?
主:“无政府”云云,只是一个比喻,并非说批评界要组织起来,像政府那样有序地工作和管理,而是说批评家、作家与读者之间应有彼此关注、相互促进、真诚对话的兴奋而紧张的关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失为一句立身处世的金玉良言,批评如果如法炮制,可就糟了.
客:确实有人想让批评通过某种方式达到组织化、秩序化、规范化,比如流派、师承、利益集团乃至所操话语,皆壁垒分明――
主:是的,但这固然可以消除批评的无政府状态,却也丧失了批评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由.批评界一方面是互不关心,缺乏真诚对话,另一方面又被组织得过于严密,无法表达个性,结果还是缺乏真诚的对话.
客:现在的批评,内容形式日趋多样,历史上有过的批评类型,比如法国学者蒂博代所谓“自发批评”、“职业批评”、“大师批评”,我们一样都不缺.网络批评大行其道,更是特有的国情.每年各种媒体上和文学批评相关的文章无人统计,相信数量一定惊人.你的估计好像有点悲观.
主: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章究竟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话?批评界同行是否关心、是否还在看别人的文章?对此大家都表示怀疑.
客:这种局面对批评来说究竟是好是坏?
主:互不关心,各说各的,除了容易出现低水平重复和有意无意的剽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彼此不受影响,不受牵制.但实际并非如此,往往情面、利益、利害看得很清楚(这方面心照不宣的潜对话倒非常充分),真为文学而不管不顾、畅所欲言的“狂人”,比如一直备受诟病的“骂派批评”,仍然少见.即使有也昙花一现,要么被收编,要么被“冷处理”,很快按下不表了.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不痛不痒、不知所云的批评大行其道.
客: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主:说起原因,你也许认为不具有“学术性”,没什么好谈的,但我觉得它对中国批评的影响肯定超过任何围绕批评的所谓学术性问题.
客:有这么严重?请问那是什么?
主:很简单,就是批评家太关心情面、利益、利害关系,太在乎“人情世故”而轻视文学本身,缺乏对文学的爱与尊重.
客:从这角度出发对批评的指责,我也听过不少,但不大有人把它上升到如此吓人的高度.愿闻其详.
主:《后汉书》记周乘、陈蕃两人经常说,“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于心”.写于同时的《世说新语》则 482;有周乘一个人的话,“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世说》还记录了当时一位名叫郭林宗的人对这位名叫叔度的“黄生”的评价:“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看来此君是一位大家钦敬的益友,连见一面都可以消除“鄙吝之心”,有精神治疗的特异功能.何谓“鄙吝之心”?白话还真难翻译,但并不妨碍我们心知其意.鲁迅就曾不加翻译地使用过这句成语,他预想自己死后身体拿去“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之心.”(《半夏小集》)
客:你答非所问了,这跟刚才讲的批评中的“人情世故”有什么关系?
主:容我慢慢道来.人活着而需要文学,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文学有其特殊品质,其功能相当于黄叔度那样的益友,帮助人们消除“鄙吝之心”;或如亚里士多德讨论希腊悲剧时所说,起“净化”的作用.文学来自生活,但(我们希望)它高于生活.如果把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众人期待的高处拉下来变成人情世故的交易,广结善缘,呼朋引类,交换资源,互通有无,巧立名目,欺哄青年,也许某些人认为理所当然,但热爱文学并希望从中发现一点奇迹的人就难以接受了.并不是说任何文字一旦冠以文学或批评的名义就格外尊贵.说到底,文学和批评乃是或此或彼、充满可能性的精神活动,就像中间空虚的容器,比如我们每天喝水的杯子,可以往里面放进绝望,也可放进希望;可以盛满人情世故,也可以容纳人情世故以上的别的什么.
客:把文学比喻成杯子那样的容器,说文学本没什么,只是作家或批评家往里面装进什么之后才成了什么,这会不会取消文学固有的属性和价值?会不会因此失掉文学的神圣性?
主:我只是取消了想当然的文学的属性、价值或神圣性,取消了先验的、抽象的文学的概念.说到文学,一般总会肃然起敬,因为下意识里想到好的文学,想到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但古往今来,许多(甚至绝大多数)乃是糟糕或很糟糕的文学,在时间冲洗下慢慢淘汰,留下一些经过考验的水平线以上的文学.这就容易造成假象,似乎文学天生就是如此,其实不然.看看“当代文学”就不言而喻.有人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许多作品是垃圾,就震惊、愤怒,实在大可不必.当代文学充斥着垃圾有什么奇怪?别国的当代文学都是杰作经典?杰作经典总是从许多垃圾乃至垃圾山中脱颖而出,总需要时间检验才逐渐被多数读者所认可,这往往要等到作家死后,等到同时代人的“当代”过去之后.笼统地向文学脱帽致敬很容易上当.文学掮客们赞美文学、拿文学作护身符或招摇撞骗的工具,手段无他,就是利用了人们对文学的笼统的敬意.其实没有先验神圣的文学,只有好坏掺杂、这样那样的具体的文学.所以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一只空杯子,好坏全取决于你往里面装什么.听到文学就肃然起敬固然不必;说到文学就满脸严肃,觉得自己也随着提高了不少,也很虚妄.以文学的名义可以进行美妙的创造,也可以进行体贴人情世故的庸俗交易.
客:文学,文学,多少荒谬诈妄假汝之名以行!但中国是“人情大国”,处处讲人情世故,难道批评就能例外?
主:批评恐怕也要讲一点人情世故.比如,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不妨为尊者讳,对刚刚起步的作家不必过分挑剔,用语尽可能委婉,避免直露,谈缺点可以点到为止,心领神会,无须夸大、张扬、穷追不舍、无限上纲,总以鼓励为主,论争尽量别伤和气,不能搞人身攻击.再比如,在特殊的气候下不必过分迎合和过于媚俗,但也不必有意表演“批逆鳞”的勇敢,身上留几片铠甲也是必要的.话虽这么说,倘若将人情世故放在压倒性地位,将批评当作讲究人情世故的工具,那干吗不直接去讲人情世故,偏要假手批评呢?参加一个座谈会,打开一本评论杂志,如果都在表演人情世故,虽然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总有点不对劲,毕竟还有一些读者在看.即使读者跑光了,做批评的人自己心里应该明白,聚在一起睁眼说瞎话、说胡话、说大话,也不是什么滋味.
客:但怎么也有人说,现在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家太“苛刻”,太吝啬好话了?
主:我不知道“苛刻论”者本意是什么,或许是指在正常平和的心态下,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客观研究和深入分析,发现和阐释作家的才能的本质,不是专门挑剔缺点与不足.80年代,文学整体呈上升趋势,大家都在创造和发现的兴奋中,自然就以这样的批评为主.90年代以后文学生态改变,这样的批评很难再有,取而代之的就是廉价的吹捧,“苛刻”却谈不上.恶毒攻击作家或批评界同行,像鲁迅当年痛恨的动辄在电线杆上散布谣言说谁谁拿了卢布,诸如此类苛待作家、苛待文学、苛待批评的现象,“人情大国”确实屡见不鲜,但那恰恰与真诚的批评无关,往往正是爱讲人情世故者的杰作.
客:还有一点不明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一直是很受推崇的为文之道吗?这也错了?
主:有人因为《红楼梦》引过这话,就断言那就是曹雪芹的主张.因为鲁迅曾被攻击为“世故老人”,也有人说这就是鲁迅文学成功的秘诀.曹雪芹和鲁迅或许真的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但惟其如此他们才生出不满,和专讲人情世故的文学分道扬镳,如鲁迅所说,“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就“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再将他们恭敬地请回,封为讲究人情世故的大师,岂不荒唐?
客:鲁迅有没有具体谈到批评中的人情世故?
主:有.他说“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毁谤,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鲁迅引刘勰的话见《文心雕龙程器》,意思是文人做官,文才不会增加,但文坛评价与现实遭遇一定好过地位卑下的文人,所以就连倾心文学的刘勰也高唱“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其实他一生非但没做成像样的官,甚至贫寒得连老婆也娶不起,一度依傍僧人,最后干脆出家当和尚.但刘勰的话确实道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今天文人不仍然伏在这条千古如斯的定律之下吗?鲁迅佩服刘勰的观察,但憎恶这种人情世故,他的评论是:“东方恶习,尽此数言.”
客:这样说来,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和中国的文学批评岂不成了孪生兄弟,全都染上这种“东方恶习”?
主:问题就在这里.我前几年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国批评”,目的就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在中国做批评必然碰到这个根本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弄批评的人常常苦恼:某作家,不相识时,尽可以随便谈论.一旦相识,便顾忌重重,难以施展,因为这时候人情世故也就挥之不去.
客:最好是彼此不认识.
主:但因此也就少了朋友,少了朋友之间真诚交流文学经验的那份愉悦,这也很遗憾啊.再说现今社会通信如此发达,故意躲着不见,也未免矫情.
客:都是被人情世故所害.最近我看到某批评家刚写过一篇分析某部小说存在问题的文章,就被请去参加也是针对这部作品的研讨会,在一片赞歌声中当场改变观点,情不自禁(尽管有保留)地夸 奖起来.
主:这就是被现场的人情世故的空气捆绑,动弹不得.世故人情左右批评的力量岂可小觑!早就有人批评过“研讨会现象”,但大大小小的研讨会还是照开不误.有朋友劝大家别参加研讨会,因为媒体不关心甚至也听不懂认真的批评,“他们是来收集关 键 词批评的”.某些批评家知道什么样的“关 键 词”适合报道,就专门量身度制,从容批发.一场研讨会下来,媒体上出现的只有那些预先准备或当场发挥的堂皇而抓人的“关 键 词”,别的发言等于白费唾沫.组织者(书商、出版机构或其他赞助者)也并不真希望批评家在研讨会上讨论问题,他们只是把批评家的名字作为符号拿来用一下,在媒体上亮个相,能够哄骗读者就够了.
客:这位朋友够刻薄!研讨会并非都如此,但批评仅有的一点真诚和锐气,在某些“研讨会”上也确乎消磨殆尽.“研讨会”之外的批评文章又怎样呢?
主:我写过一篇杂感,认为现在许多书评和评论都是书商的帮闲(姑且把其他出版机构或赞助者也归为用书来赚钱的书商一类),帮助书商引诱与恫吓读者:快来买某某人的书啊,这书前所未有的好(诱惑);如若不买,后果可怕(恫吓)!所谓“文化”(包括文学)只是被商人及其帮闲们拿来诱惑与恫吓读者的口号.普通读者生活在文化诱惑或文化恫吓的时代,诱惑、恫吓、绑架读者为书商及其帮闲们制造的垃圾文化买单,就成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这当然是极端的人情世故.
客:刚才提到“中国批评”.全世界都有的“文学批评”在中国还有其“特色”?“中国批评”的特色就是特别在乎“人情世故”?
主:可以这么说.这现象太普遍,大家熟视无睹,认为不具有“学术性”,也就没人理会.正因为如此,“人情世故”才从无意识层面制约着“中国批评”,现在是重新将它提升至意识层面加以审视的时候了.我说“重新”,因为先贤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曹丕《典论论文》是“建安时代”专门论述文学批评的纲领性文章,开宗明义就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将这个最具“人情世故”的敏感话题当作讨论文学的切入点,目的并非让人陷入“人情世故”的泥塘,而是要将此作为“论文”之前首需克服的难关,叫人“免于斯累”,看到高远之境,就是他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至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客:关于“文人相轻”,鲁迅晚年也一论再论,至于“七论”,把曹丕提出的这个题目做得更细更深,透彻地解析了这一现象中的“世故三味”.鲁迅的目的也是想撩开“文人相轻”这层面纱,将文学真正的价值剥离出来.
主:“人情世故”当然不止于“文人相轻”,大凡和文学超越的精神追求相反的所有世俗算计都可以归入,可以说是批评中一切反文学和非文学因素的集合.
客:“人情世故”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对当代批评有决定性影响?
主:某些“学院批评”追求学术产量和所谓客观、公正、深刻、全面乃至摩登的学术性,文章有意无意写得过于“学术化”,而又并无真学术,只是故作学术状,令读者和同行看不懂,或不愿看,这也是对话热情丧失的原因.但这说来话长,等会儿有机会专门再谈一谈.
客:好,等会再谈“学院批评”.现在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何这么看重对话?不对话,或自说自话,难道就不是批评了?
主:我觉得是“人情世故”之外,与“中国批评”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对话”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太讲究人情世故,就必然丧失真诚对话的热情.
客:怎么讲?
主:批评的生命在于发现问题,并在发现问题之后明确地表明立场,像鲁迅所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勒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或者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令人想到生活”,而非让人回避生活,超然物外,而这就必然有对话,有争鸣,有争吵.只有在广泛、真诚、激烈的对话、争鸣和争吵中,批评的质量才能提升.古人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就是这个道理.追求此中乐趣,人情世故的苦心经营必然导致的杌陧也就可以回避.批评家为人情世故拖累,找不到对话者、对手和“敌人”,缺乏关注对方的兴趣,语调平缓、冷漠、匀速而海量地布道、演绎或自说自话,必然缺乏生气,失去批评的本意,也缺乏批评应有的快感.
客:谁在批评中扭住“敌人”不放呢?
主:优秀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敌人”.最近看刘绪源《今文渊源》,他说鲁迅杂文最大的特点是为“敌人”而写,总有一种紧张感,“言之有物”,“气韵生动”.这说法很平凡,也很精彩.“敌人”不一定非得是仇家、对手.国民劣根性,是非真伪美丑善恶界线的泯灭,作家创作或读者欣赏中的某些误区,如果也算是“敌人”,那么批评家缺乏这样的“敌人”,就不可能“气韵生动”.失去对立面,根本就没有做批评的必要.可惜许多批评就是没有“敌人”、麻木不仁、可写可不写的文章,越聚越多,怎能不令人气闷!
二批评要顶住学术或伪学术的压力
客:你认为今天需要怎样的批评?
主:这问题太大,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略微讲一点.近三十年来批评和文学一样经历了从热闹到冷寂的转变.批评家抱怨不被尊重,关心文学的人士抱怨批评缺席.两种说法不管谁对谁错,都指向同一事实,就是批评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以前曾经扮演过的重要角色.从前太关心批评也值得分析,不一定是好事,但现在要说的是另一回事:当下似乎不是关注批评、鼓励批评的时代了,许多文章有批评之名,并无批评之实.
客:在不鼓励、也不关注批评的时代,批评还有出路吗?
主:事在人为,出路总归有.就批评本身来说,恐怕要优先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转变职能.
客:你指的是什么?
主:以往批评无所不能:懂行的文学史研究者、敏锐的艺术鉴赏家、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宗教学家――这都可以为批评家所囊括,所有领域的知识都集中运用于对文学现象的评骘,批评家往往也是社会舆论的制造者与引导者,甚至是社会变革的急先锋.
客:现在不是还有一些批评家在继续追求这种大气象的批评吗?
主:这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近现代之交涌现的那种学术思想巨人如严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日渐稀少,东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知识谱系日渐纷繁,欲求弥伦群言、定于一是,反而有堆砌废话、迷失本心、“本根剥丧”(鲁迅语)的危险,而且很容易远离文学,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远离眼前可见的现实,徒作架空之谈.一些原本从批评出身 0;人,学问越做越大,话题越说越宽,但和批评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或干脆不再做批评.在他们那里批评好像天然就跟学问无关,文学和批评的价值好像本来就比不上被学院体制呵护的那一点点学问.
客:你是说,批评不应该追求无所不包的大学问,而要更多关心文学本身?在文学批评和越来越趋向宏大高深的学院学术之间,需要划一条界线?
主:且慢!我并非暗示批评家可以不读书,可以远离学术,可以只关心文学的一亩三分地.周作人就曾设想耕耘文学这块“自己的园地”足矣,但他很快发现并没有与外界隔绝的纯粹的文学,终其一生他还是既谈文学也谈其他的不折不扣的“杂家”.文学和学术不可分,没有和学术完全隔绝的文学,也没有和文学完全无关的学问.今日批评家尤其不能回避一些重大学术思想问题――他必须先读更多的书,思考更多的学术问题,顶住更大的学术压力,然后才能从事有效的文学批评.
客:为什么从事批评之前必须先做学问?
主:因为和历史上各个时代比起来,现今社会有其特殊性,我曾概括为“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意思是鲁迅当年盼望的“直语其事实法则”的文学衰微了,弯曲古怪的学术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别以为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乃至名词话语会乖乖地蹲在学院围墙之内,实际上它们很容易普遍流行,覆盖社会,甚至渗透进日常生活.现在媒体上不是充斥着许多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恫吓普通人的假先知吗?压抑性的学术威权和学术神话自然更会波及文学和批评,所以在“学术昌明”的盛世,普遍视文学为无物,视批评为无物.这个现象,批评必须首先给与关注.
主:对批评而言,这恐怕也是不得已.前几年西方哲学研究界津津乐道现代哲学往往采取批评的形式,或最初从批评界发动.曾几何时,包括西方哲学研究界在内的各种人文学术,甚至原本应该和文学批评密不可分的“文化研究”,都突然变得很高贵,转而鄙视文学批评了.但问题是,批评家该怎样关注这个现象?批评家毕竟不是学问家,他关心思想学术问题,其方式与目的,和学问家会不会有所不同?
主:那当然.批评家谈学问,不是为了博学炫耀,不是为了放弃文学而躲进学术殿堂,不是为了披上学术的华服而鄙薄昔日批评家的身份,乃是为了更好地把深奥玄远、繁难沉重的学术问题(包括值得分析和批判的伪问题)还原为直接感性的文学性问题来把握,让更多的读者一道参与,让更多的人在文学批评领地取得对社会人生的发言权.
客:可不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关注学术问题,目的还是为了文学,为了将某种文学的智慧引入学术领域?
主:是这样.这也是文学的份内之事,批评不过顺着文学的本性设计它的说话方式罢了.文学和学术不同,学术追求论说的客观性,文学则通过同时代人的内心情感予以“直剖明示”,这也是批评竭力追求的境界.
客:既然如此,批评家瞄准文学不就得了,干嘛非要理睬学术的喧嚣?
主: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不错,批评应该径直走向文学,但批评走向文学的途中必然遭遇许多围困着生活也围困着文学的学术屏障.这些学术屏障是弥漫性的,本身就包含着对文学的理解乃至权威解释.比如,过去的现实主义理论、浪漫主义理论、人民性理论、内容与形式理论、形象思维理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理论,后来又有各种现代主义和现代派思潮与理论、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符号学以及更新的后殖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全球化理论、文化批评理论、现代性理论――批评必须“穿过”这些屏障,文学上的许多事才看得分明.照我看,今日需要的是敢于正面迎接学术威权的挑战、由博返约、化玄远为日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批评家.只有这样,批评才能不被现时代日益积累的学术难题(包括伪命题和伪难题)缠累,才能从灰色的智慧树上跳下来,贴近现实、贴近文学、贴近语言、贴近作家、贴近同时代人的内心跳动,做同时代文学的谈话良伴.当各种学术神话对普通人构成无形压力时,批评家更应该借助文学的力量解除这种压力,让普通人的心智获得解放,摆脱神秘莫测的学术话语的围困,到空旷的地方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客:听起来,似乎是要批评家做学问家做不到的事.这方面有无典范性操作?
主:有.许多批评家都喜欢读别林斯基的文章,为什么?因为他将那个时代最高的学术问题和真诚的具有创造性魅力的批评实践结合起来.那时候,黑格尔哲学影响整个欧洲,也渗进俄罗斯思想界,别林斯基有本事将黑格尔哲学灵活地加以阐发,使之为批评所用.差不多同时在德国文化界也有一位天才,用充满文学感性的语言,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法国乃至全欧洲的宗教哲学放在一起加以生动描绘,打破了文学和学术的界限,让不懂哲学的人也能像读诗歌小说一样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宗教哲学问题.这就是海涅,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薄薄一本小册子,令人百读不厌.在中国,将理论思维运用于文学批评而不露痕迹的是鲁迅.胡风说在鲁迅那里,“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这真是了不起的发现,可惜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客:你举这三个人,别林斯基是公认的批评家,海涅和鲁迅似乎和平常理解的批评家形象有所不同.
主:批评家对作家和读者的帮助可以有多种,不一定非要整天围绕某部作品发表意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作家、读者一道来清理将我们大家围困的那个知识环境和知识状态,从而在谈论和理解文学现象时有更好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准备,这不也是批评的任务吗?鲁迅一生具体研究过多少当代作家作品?不会太多.但这不会影响他作为批评家的重要性.他的大量杂文为我们理解文学扫清了多少问题和知识的迷障!鲁迅这种批评工作与当时文坛息息相通,他虽然不像许多职业批评家那样大量撰写作家作品论,但眼前心底始终有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不懈突击,和《呐喊》、《彷徨》一脉相承,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文学性的论说方式.现在,“杂文”的文学性不是越来越得到公认了吗?海涅也一样,他谈的是高深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但到处散发着诗的灵感和文学的芳香.比如他说“这个像蛛网一样的柏林的辩证法既不能从灶窝里诱出一条狗,又不能杀死一只猫,那就更不能杀死一个上帝了.我亲身的体验可以作证,它的杀害是多么没有危险.它经常杀人,可是被杀的人仍然活着”,“在《圣经》中还有许多动人的有价值的值得他们注意的故事,例如一开始就有一段有关天堂的禁树和蛇的故事,这条蛇可以说是一个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教师.”
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主:不同的批评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他可以从社会环境切入,可以对文本展开细读,可以从语言层面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可以透过某种文学现象与读者直接对话,可以抓住作家,将传统的作家论批评模式发扬光大.他甚至可以独辟蹊径,声东击西,从相对遥远的问题绕到文学,再从文学绕到另一个遥远的问题.
客:且慢,这其中是否也需要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关注中心和思想的目标?
主:确实如此!批评无论如何灵活多变, 517;须始终瞄准文学的核心价值,否则就不算文学批评.非文学的批评也有价值,而且有价值的非文学的批评不会排斥(甚至欢迎)文学批评的元素,这对自身也是一种提升.但那是另一回事.让我们回到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关键是要抓住文学的核心价值――作家的独特发现和独特体验――并善于用自己的语言释放这个核心价值,从而让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批评要瞄准文学的核心价值
客:你反复提到“文学的核心价值”,可否说得具体一些?
主:这是我杜撰的概念,姑且讲两点.
首先,文学要知人心.春秋吴国公子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陋于知人心”,季札对“君子”有特别的要求,就是“知人心”.我觉得读者对文学最特别的要求也是如此:文学的核心价值首先就是有助于读者“知人心”,也就是透过文学最透明最有力的语言来感知同时代人内心的真实,破除因为人们的内心的彼此隔绝而造成的文明的诈伪和寂寞.
“人心”是整体,而人最不能知晓的就是“人心”.如果看到“人心”二字马上想到世俗的“心机”、“用心”、“城府”,那中国文学或许真足以傲视各国.但如果看到“人心”而想到托尔斯泰“艺术是感情的交流”,或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追求的“更高的心理现实”,那现今中国文学实在太不够了.且不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等作家揭示的人类心灵的浩瀚深邃,就是契诃夫、福楼拜、狄更斯、莫泊桑等作家笔下小人物心里的灵光一闪,现今走红的哪一个中国作家敢说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能经常看到?
也许我不该举太多外国文学的例子,那么就回到中国文学吧.不错,现在是女权主义当令的时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我们现在也涌现了许多善于写女性的男作家,更有不少善于写女性的女作家.但是,我们在看鲁迅的短篇小说《明天》和《祝福》时,因为直面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两个乡下苦命女子的灵魂的真实而曾经产生过的精神震撼,却再也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了男男女女之间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积累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段子”,炫耀着各种道听途说的“话柄”(鲁迅所谓清末“谴责小说”善于收集的官场“话柄”就类似今天的“段子”),我们的与时俱进的文学在这些方面真是越来越出色,但就是无力像经典作家们那样仁慈而直率、温柔而残酷地探索人心的真实,由此而与同时代人的感情发生强烈共鸣.
我们时代的文学和批评的冷寂原因有许多,但我相信最大的原因不是别的,还是文学和批评在大动荡时代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也不能体贴别人的内心.
失去内心的真诚交流,在心灵的沙漠上,再煞有介事,大家一起谈论文学,就显得很多余了.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大量无关人心的“写作”的扰攘,不断强化着当代人心的寂寞.
批评不能忘记文学这个核心价值:“知人心”.这是批评的基本标准.写不出心的真与深,都是莫名其妙的文学.70年代末登上文坛、现在依然活跃着的好几代作家,一开始都关注人心,而且首先关注自己的心,自己的人生遭遇.但时过境迁,他们在文学上成功之后就忙于应付成功人士不得不应付的各种社会问题,忙于保持所有成功作家似乎都责无旁贷必须保持的“高产”,这样一来,最初关注人心的倾向慢慢就减退了,后来的作品岔到别的方面,再难看见那种内心的真实的跳动和呐喊.往往写了社会变动中的各种现象,也应景赶场地跟上了各种文学时尚的转换,算是不肯落伍,但如果问他们是否写出各阶段人心的变化,是否深入地写出自己和自己熟悉的周围人、同时代人、同年龄人的内心,在这个标准面前,大多数作家恐怕就通不过了.
客:“知人心”是“文学的核心价值”的一方面,还有一点是什么?
主:就是作家“写心”时所显示的特殊才能.用俄罗斯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讲,就是“作家的才能的本质”.这也是批评家最应关注的内容.但“作家的才能的本质”和“知人心”这一点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作家才能的这一面之所以和“知人心”有所区别,是因为它涉及将作家对人心的认识用文学的方式写出来的能力的问题.如果作家的才能不是用在对人心的探索上,而是单纯用在某些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淬炼上,他当然还是有才能,但那已经是无关本质的才能了.批评可以围绕作家谈许多问题,但如果抓不住“作家的才能的本质”,就好比射箭不能命中靶心.不能命中靶心的批评无益于读者对作家的认识,无益于作家对自我的认识.过去许多批评家都很关心“作家的才能的本质”,喜欢既肯定作家的优长,又指出作家的不足,希望作家保持并扩充其才能.曾几何时,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少了.现在许多批评似乎承认作家爱怎么写是他们自己的事,批评只能在作品完成之后品头论足.这种“不介入”的批评貌似公允,实则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把作家推到不容别人论说的“天才”的位置,助长了某些作家的骄傲和无知,使他们失去了文学的谈话良伴,看不到什么是自己才能的本质,什么是才能的误用和滥用.
客:什么是“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
主:滥用,就是作家本来有某种才能,自己也看到了,却不知道如何扩充,只是原地踏步,结果那一点才能倒是没怎么浪费,却浪费了读者太多的时间来欣赏他的有限才能的重复表演.误用,就是许多作家看不到自己的才能的本质,令人惋惜地放弃本来可以写出好作品的路子,偏偏用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在不适合自己的领域大做文章,结果诚然也能闹出很大的动静,成就却微乎其微.现在一大批作家成名之后,因为缺乏持续的个性追求,缺乏对于市场的慎思明辨,尤其缺乏批评的砥砺(包括来自作家同行的相互激发),很容易误用或滥用自己的才能.对这个现象,批评家未能及时发现,或发现了却不敢真诚地指出来,是很大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