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三国演义》

摘 要:《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了国学大师吴宓在1959年三次发表的关于《三国演义》的精彩评论.吴宓不为时俗所牵制,以真诚的态度,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给予了《三国演义》高度的评价,并就“正统”问题和人物形象塑造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充分显示了敢于讲真话的求实精神和学术追求.从《三国演义》研究史的角度看,也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关 键 词:《三国演义》吴宓比较视角正统观念人物形象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其研究远不如《红楼梦》《水浒》那样火热,甚至有点沉寂,从1950年到1953年,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仅仅只有1篇.然而自1953年,作家出版社以毛本为底本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之后,学术界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渐渐获得了系统而深入的开展.据沈伯俊先生的评述和初步统计,“从1954年到1959年,《三国演义》研究一直稳步地开展,并开始引向深入,在这六年中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共达69篇.”①

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作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重镇,在1959年以中文系为中心掀起了一个研究《三国演义》的热潮,在前后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三次《三国演义》研讨会,在西师中文系执教的国学大师吴宓也先后三次发表了精彩的评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散见于《吴宓日记续编》中的关于《三国演义》的评论仍不失为宝贵的文献资料,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文就此加以评述,以请教于方家.


一、吴宓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评述《三国演义》较西欧的经典历史小说更具崇高品味,是一部堪与荷马史诗媲美的伟大历史小说

吴宓盛赞《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普遍的民间文学作品,它的素材与题材源自于正史的记载和历久的人民的口头传说,而后经元末明初文人作家罗贯中搜集整理、加工创作成为一部具有史诗般宏阔场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吴宓称《三国演义》“略如荷马史诗,又系真正的历史小说”,是在他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包括文学进行了深湛的研究之后,又从他谙熟的比较文学的视角做出的精彩评述.吴宓早在19世纪初赴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读书,便开始了他对中西文化(包括文学)的比较研究.在1959年10月7日西师中文系举办的《三国演义》研讨会上,他中肯地指出《三国演义》“与司各脱、大仲马等所作,号称‘历史小说’,实则任意自编小说,仅取历史中之名人大事,以为‘背景’,以资点缀者不同,且胜过之”②.吴宓既肯定《三国演义》在题材内容上涵盖囊括了异常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又鲜明地指出《三国演义》既然是名副其实的长篇历史小说,是高度的文学艺术创造,那么就不能以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观念去标量、比较,甚而进行繁琐的考证,即是说应当从它高度的艺术成就和审美品位加以评析.

吴宓进而认定《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就在于给历史人物事件以典型化的加工创造,所以才使得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忠奸明辨,邪正显分,以至汉贼之对立,正统闰位之争辩,实皆代表一般人之政治观念,与人民心理之好恶迎拒而已”.吴宓继而从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着眼,他认为刘备的突出特征在于具有“爱民与仁爱之本性,故以正统归之”.吴宓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于儒家传统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持,在未曾拜读到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之前,便一反当时流行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将曹操与刘备作黑白分明的阶级划分的主流意识和世俗之论.他既不十分吹捧刘备,也不热衷于为曹操翻案,而是一个学者以严肃、客观、公正的眼光去看取和评述刘备和曹操这两个势不两立的主要人物.他坦言“实则刘备为中山靖王之后,与曹操之为汉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皆各因其特有之优点,因为争夺地位而已等”即便今天看来,吴宓当年的评述也是较为公正客观,且符合《三国演义》文本的真实状况和作者罗贯中的创作思想.由此彰显了吴宓忠诚于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以及不趋附时流的硬朗与勇气,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他的发言赢得了在学术研究上也颇有造诣的徐永年先生的认同,认为吴宓教授“所言最详尽,亦最圆满,胜过诸君”.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的一段历史佳话.

二、从道德哲学的层面上评判“正统”之争,反对简单地贴上“阶级立场”的标签

19世纪50年代,在国内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正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焦点话题.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里,对统治北中国的曹魏,尤其是曹操的残暴奸诈,得国不正,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和当时中国人民对统治北方以至整个中国的蒙元的残酷压迫,采取反抗的态度,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三国演义》把‘正统’给予刘备(他对人民比较好,也是重要原因),把恢复汉室、统一全国的希望寄托在刘备的身上等”③也有学者说:“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等影响了《三国演义》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进而认定:“《三国演义》是封建社会中的作家写给封建社会中的群众阅读的作品,它为正统思想作宣传,也是极自然的事情.”④吴宓则有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为“正统”释义:“略谓‘正统’之本义,原为民心所归,帝位惟有德者居之,得乎邱民而为天子,所谓天与人归,尧舜禅让之局是也.”吴宓称之为“正统”的第一种阐释.紧接着他又畅论历史上的征战杀伐,用暴力夺取政权,改朝换代,“而能维持久远,传之子孙,即为正统”.吴宓称之为“人造之正统,事实之正统”.这便是正统的第二要义.从这样的视角做考察,他认为三国时期,曹操、刘备与孙权,各自争当正统.曹操以汉相自诩,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汉室未绝,他标榜忠于汉室,理当是“世传而合法之政府,此外皆叛逆也”.而刘备则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理所当然地继承汉家王朝的正统.吴宓就此发论:“但无解于刘表与刘璋,备于此实有惭德矣.”也即是说若从血缘传统层面上讲,刘备固然可自称正统,但是与刘表与刘璋做比较,刘备便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似乎略逊一筹.吴宓进而从正统的本义上做阐释:“则刘备正而不谲,曹操谲而不正.”坚持认为衡量是否正统的标准并不在于权势的大小,亦不在于血缘关系,而在于品性道德,即是否仁义爱民.刘备仁厚、爱民,不肯弃民以逃;曹操唯利是图,用残忍而又狡诈的手段篡夺王位.两相比较,刘备道德崇高,曹操道德卑下,因此从古至今人民群众皆认定刘备(蜀汉)为正统.⑤

& #12298;三国演义》源自于民间文学,因此可以不问历史事实,人民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而确定刘备为正统,让他成为了人民心中理想的君主.不难看出,吴宓所秉持的是儒家孔孟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桃园三结义”的“义”.吴宓从我国历史的发展做考察,他认为“结义”似起于游侠,而大显于东汉之士风.至于“义”的本旨,应当从《论语》一书及《孟子》中去寻求,而不能由江湖间的金兰结义或者农民起义上做阐释.笔者以为义与情是紧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吴宓此处阐释的“义”源于儒家哲学的“情本体”.“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夫’、‘汝安乎’(孔子)、‘道由情出’(郭店)、‘恻隐之心’(孟子),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所生发.”⑥现代学者钱穆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吴宓先生虽未直接点明一个“情”字,实则“义”与“情”是相通的,即所谓“情义”者也.

然而吴宓对《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评价并不高,且有微词.他称:“吾观《三国演义》之桃园三结义,只是‘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之私人坚决互助而已.刘先主之伐吴,为关、张复仇,不顾孔明与赵云之谏.其所行,乃以私害公,行愚而违智,结义之害大矣哉.”吴宓对桃园三结义所持批评态度,在19世纪50年代堪称是独特而大胆的.从“情本体”这一视角做考察,刘、关、张之间的患难与共、生死同当便出自于亲如骨肉兄弟的豪侠情义,以至于听不进真诚的劝告,不顾大局,铤而走险,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悲剧结局.

吴宓对桃园三结义的阐释,实则是对19世纪5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中一味地“尊刘抑曹”的反驳.如当时有评论赞誉“《三国演义》也热情歌颂了刘、关、张、赵云等人的忠贞和勇敢的英雄行为,使这些古代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甚而认定“在以刘备为中心的刘、关、张等人和曹操等人的斗争中,他们之间紧密无间的团结关系,占着重要的地位.等他们相互间的紧密团结就是在和曹操等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⑦.相比之下,吴宓既充分赞扬与肯定刘备仁厚爱民,与关、张、赵云等紧密团结的一面;同时也严肃而且痛切地指出“桃园三结义”过分看重结拜兄弟间的情义,而忽视了为维护狭隘的兄弟情义,遵从结拜时的诺言而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所造成的对宏图大业的惨重危害.孔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吴宓深刻指出刘备不能忍辱负重,促成统一大业,仅为关、张报仇,落得蜀国倾覆.从这一悲剧性结局反观桃园三结义,实不能完全肯定和颂扬,指出其局限性确属必要.以此证明吴宓有着不为时俗所牵制的深邃的学术眼光.

当时有学者撰文,称“《三国演义》中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这种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是应当肯定的.这种‘江湖’上的‘信义’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主仆’、‘君臣’之‘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人民群众在封建社会中,为了同一命运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它是树立在平等的、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有着欺骗和压迫的性质,是不平等的”⑧.作者几乎以完全赞扬和肯定“桃园三结义”的姿态,不仅认为“结义”崇高、远大,有着对开疆拓土、建立蜀国的深远意义和影响,而且认为是《三国演义》中“为人民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显然对“结义”的这番描写的意义和价值有过分夸大之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真正能吸引读者,为人们所喜爱的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几次壮阔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宏大场景的精彩描绘.较之吴宓对“桃园三结义”深刻地指出其危害性的一面,则失之偏颇.

三、吴宓就《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深刻阐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已如前述,吴宓坚持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卓越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宏伟的历史小说,其题材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所占比例和分量较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要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那么,作者罗贯中是怎样通过历史的真实人物事件的创造性描述而达于艺术真实,深受历史人民所喜爱的呢?

吴宓依然从道德观和人性论的视角,深刻指出贵在作者高屋建瓴,以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观、善恶观、是非观、爱憎观为标准尺度,也就是人们普遍坚持和信守的良心与直觉感受去处理和驾驭题材,塑造和评价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且这些人物事件都具有在典型环境中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从而达到了孜孜以求的艺术真实,求得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也便具有了吸引和感染广大读者的艺术魅力.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充实丰富了小说的思想知识内涵;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根据历史的具体性和当时生活环境的可能性,从广大人民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出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历史诉求、生存愿望和审美理想为旨归,创造性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雄伟壮阔的战争场景,塑造出琳琅满目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令广大读者歌哭爱憎,评判是非真伪,在获取道德教化的同时亦获得极好的艺术熏陶,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吴宓确认《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在这里,它的人民性也在这里.

吴宓同时指出,如若用当时(19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主流意识,即阶级斗争的观点评析《三国演义》,那就只能说:“刘备本人与关、张皆平民出身,操贱业,贫穷,其‘携民渡江’等之爱护百姓,与曹操之为统治政权服务,虐用其兵其民,但求计谋之成功,不惜兵民之死亡甚众相较,则刘备可云‘比较的,站在人民一边’.”显然,吴宓是迫于形势,尝试着对三国人物做阶级分析.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牵强附会.将刘备与曹操的矛盾冲突视为阶级斗争,难免蹩脚.这绝非吴宓由衷之言.紧接着,吴宓以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高倡的典型论和恩格斯所一再称说的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文艺观做评析,吴宓评述:“曹操实较完美,其才亦较高(政治、文学),远非刘备所及.但操之言行中之‘人民素质’(成分)较少于备耳.”⑨吴宓彰显出博大精深的文学思想,即评判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给人物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而应该遵循文学创作固有的特殊职能和规律,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审美情趣做评析.即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读者视为奸雄,他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学才华,作者罗贯中也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描绘他思想个性的阴阳两隔、方方面面,塑造出了鲜活饱满的历史人物形象,令读者憎恶痛骂,也是成功的,是会永远存留在中国古代文学 的人物画廊上,为人们世世代代所赏析.这便是吴宓所认定的《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也即是《三国演义》的人民性、思想性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潮泛滥的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评价《三国演义》时,很少有人像吴宓这样认为曹操形象的典型性较刘备更高更完美.尔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也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而并非对《三国演义》做评析.吴宓此言,充分显示了他真诚的文学观和敢于讲真话的求实精神、学术追求.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再来重温险些被学界遗忘的吴宓关于《三国演义》的评述,能不感慨系之.吴宓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更加值得珍惜.

①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新探[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85.

②⑤⑨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四册)[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6:188,221-222,232.

③顾肇仓.关于“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65.

④刘知渐.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88-93.

⑥李泽厚.学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62.

⑦李景林.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14-123.

⑧褚斌杰.谈《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5.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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