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清末民初教育界,范源廉是一位颇为重要且富有影响力的人物.遗憾的是,在现今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教育系列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等丛书中,我们却看不到有关范源廉教育论著和相关的研究专著,在《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亦只有一小节论及范氏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其分量明显单薄.范源廉作为一个近代教育家的形象因文献资料的缺乏,迄今未得到很好的确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范氏本人的著述甚少,生前几无著作出版,范氏“素不喜作文章”、重行不重言的个性,限制了我们可能了解他的视域,一方面则是尚无一部系统整理的《范源廉集》问世,这是一个值得弥补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整理、出版一部《范源廉集》确有必要.
一、范源廉生平
范源廉1976年(光绪二年)8月29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普通家庭.字静生.上有一姐,早夭.下有一弟范源让(字明俊,后改名范旭东),以民族企业家名世.1889年,范源廉的父亲范琛去世,家陷贫境.随后母亲谢氏带其兄弟两人投靠长沙城里的慈善机构――保节堂.1893年,范源廉在其舅父资助下进入清泉学校读书,两年后回家乡私塾任教,承担起支撑家庭经济的重任.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主持湘政,大力推动变法,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赴湘串联,创建时务学堂,湘人为之一振,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范源廉为时风所动,投考时务学堂.1898年3月22日(三月初一),时务学堂在长沙南学会举行第二次入学考试,报考者共一百五十名,范源廉列第二期招考学生第五名,为中文内课生兼西文留课生,同学中有蔡锷、李穆等才俊青年.从此范源廉成为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在维新派主持的《湘报》第三十三号《南学会问答》上刊出范源廉关于推广学会的提问,这是我们所发现的范源廉最早的文字.可见,范源廉当时已投身维新运动,成为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廉离开时务学堂.1899年,与同学蔡锷、唐才常结伴前往上海投考南洋公学.范考取外班生第五名,蔡锷列第六名.时梁启超在,函约东渡赴日本自费留学,范源廉遂与同学李穆等筹集经费,相偕东渡,进入梁启超主持的大同学校学习.1900年6月,唐才常成立自立会,范亦回国观察形势.自立军起义事泄未成.范源廉再返日本,1901年秋考入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期间,结识严修、杨度、曹汝霖、陆宗祥等人,建议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为中国留学生开设法政速成科.1905年学部设法政学堂于北京,聘日本教授主教,而任范为学部主事佐之.1906年学成回国,经严修推荐进入学部.据吴家驹回忆:“先生既到部,亦不以微员新进稍自委卸,于本部事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察,凡认为力所当尽者,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故不到三四年间,由主事而员外、而郎中、荐升至参事.”除处理部务外,范源廉还参与创建了殖边学堂(民国后改为蒙藏学院)、优级师范学堂,将求志学会扩组为尚志学会等活动.
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力约范源廉就任次长.蔡、范之间在教育理念上存有差异,蔡元培多注重于高等教育,范源廉则主要关注普通教育.受地域、党派、教育背景影响,教育部人事虽存矛盾,但因蔡、范两人极力维持,共同致力于教育变革,遂呈现一派新气象.
1912年5月9日,共和党在上海成立,制订党纲,成立组织,范源廉被选为该党干事.7月13日,蔡元培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辞去总长一职.范源廉随即继任总长一职,7月26日在国务院宣布政见时表示:“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体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7月31日再次表示: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现以个人意见,尚有二端,须与诸会员商榷:一、发挥国民固有精神,一、提倡个人职业独立.反复阐发,至切时病.表现其“蔡规范随”的主政意愿.1913年1月,范源廉辞去教育总长一职.卸职后,转赴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部长.袁世凯死后,北京人事更动,段祺瑞组阁,再次任命范源廉为教育总长,范遂交卸中华书局编辑部长一职.1916年8月26日,范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20日至7月17日,范源廉内务总长.1918年5月至11月,他与严修赴美国考察教育,“于其教育实况多有所研求”,为创办南开学校大学部作准备.回国后作《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9年1月)、《范静生先生演说赴美调查教育之情形》(1919年1月)、《美国教育行政谭》(1919年2月),述其游美考察教育之观感和收获.1919年3月26日,教育调查会成立,选举范源廉、蔡元培为正、副会长.
1920年8月11日,范源廉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着手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1921年4月,范氏有感于教育处在绝境,前途无望,辞去总长一职.5月,靳云鹏再邀范源廉就任教育总长,范不肯就职,由次长马邻翼.1922年2月7―14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举行董事会,选举范源廉为董事长.1922年6月,范赴美考察农业教育和公民教育,并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万国教育会议.1923年赴英国磋商退还庚子赔款事宜.1924年1月范源廉就任北京师大校长.同月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坚辞不就.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选范源廉任董事,翌年6月,被推为干事长.
1925年1月,范源廉辞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职.任职期间,北京师大修订组织大纲,本科分教育、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生物九系,附设体育及手工、图画两专修科.范还为北京师范大学撰写校歌.“五卅”运动爆发后,范源廉与梁启超、顾维钧、朱启钤联名发表对沪案宣言.据任鸿隽回忆:“范静生先生于从事教育行政之外,雅好生物科学.晚年常手自采集,躬行研究.又欲设立天然物产博物馆于北平,以广搜罗.惜因时局多故,此志终未实现.”
1927年7月,范源廉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2月23日,因腹膜炎在天津病逝,终年五十一岁.为继承先生研究生物学之素志,尚志学会同人倡议设立静生生物研究所,以作为对范源廉的纪念,这一建议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赞助,该所于1928年10月1日在北平正式开幕.
纵览范源廉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876―1897年)早年在家乡求学、教学,基本上过的是一种传统读书人生活,第二阶段(1898―1906年)从考入时务学堂到赴日本留学,这时范源廉追随梁启超,学习新学,继赴日本留学,接受系统的近代师范教育,第三阶段(1906―1912年初)在清朝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学部任职,成为一名新式的教育行政官僚,第四阶段(1912―1921年)先后出任民国教育部次长(1912年4月8日―7月26日)、三度任总长(1912年7月26日―1913年1月8日、1916年7月12日―1917年11月30日、1920年8月11日―1921年12月25日),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第五阶段(1922―1927年)晚年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4年1月―1925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924年9月28日―1927年12月)等职,是北京教育界的领衔人物.在民国前期,北京教育界主要存在两大派系,一派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革新派,与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他们主要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一派以范源廉为代表的稳健派,与前清学部和共和党有渊源关系,他们把守着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两派既有争斗,又有合作.范源廉是北洋政府在教育界台前幕后的主要操控者,可谓与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相始终,对于范氏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过去显然认识不足.
二、范源廉教育思想
范源廉自从1899年赴日留学,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随后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范源廉任职清朝学部,三度出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是清末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与当时教育界的关系可谓既深且长,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那么,范源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
一、明确新教育宗旨.民国初年,范源廉首度就任教育总长时,即发布训令三则,一是表示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并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二是强调“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三是阐明“国于世界,有学则兴,无学则亡”的道理.在《说新教育之弊》一文中,范源廉表示:“清季罢科举,颁学制,兴学校,励游学,而新教育以兴.非轻事纷更也,诚鉴于世界之大势,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计,莫要于教育之革新也.”在他İ 75;来,新教育所存弊病“大抵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费用过多,成绩不良之四者为尤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范源廉又告诫说:“特值世界大战之今日,于吾所期养成国力之教育,实为最良之时机.此则凡在学校或家庭负教育之责者,所特宜注意也.”他以为:“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之是数者,平时固当教之,而在今日为尤不容缓.”将识势、科学、尚武、爱国作为战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精神指南.在范源廉心中,教育乃精神之道,教育应适应世界的大势.
二、提倡义务教育.在《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于宪法》一文中,范源廉详细说明了自己实施“义务教育”的观点:“义务教育云者,为国民必应受之教育,即所谓强迫教育是也.何为义务绎其义盖有三:一为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有使儿童就学之义务,一为地方公共团体有筹款设学收容其地学龄儿童就学之义务,又其一即为儿童者苟非疯癫白痴残废不具,在学龄期内即有就学之义务也.”范源廉介绍了普鲁士、丹麦、瑞士、葡萄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形.他列举了“义务教育应规定于宪法”的三大理由:一“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则人民公私家国之观念不易革之使新也”.二“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不足以增强法律之实施力也”,三“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不足以追先进之前踪而挽国势于将来也”.据此,他认定“在吾国固可断此问题实存亡盛衰关键之所存矣”.大力推动义务教育列入宪法.
三、提倡军国民教育.范源廉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尚武”精神的影响,他以为“振尚武之精神”是振兴中国教育之要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范深感:“吾人受此痛切之刺激,乌可苟安旦夕,以坐待人之宰割耶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尚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惟在吾国而言尚武,苟不先除文弱之积习,则亦空言无效.”范二度出任教育总长时,特别发布《提倡军国民教育》训令:“(一)凡高等小学以上之学校,均施行军事教育.(二)无论士农工商均须入学,以期军事教育之普及.(三)各学校既施军事教育,而于文事教育亦须并行,总期文武兼备.(四)所有军国民一切教育之制度,均参仿英、美两国.”显然,范氏之提倡“尚武”并非模仿日本之军国主义,而是学习英、美这类国家的军事教育.
四、重视普通教育.民国初年,蔡元培、范源廉分别就任教育总长、次长,关于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蔡元培有一交代:“我与次长范君静生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由此可见,范源廉的个人兴趣偏于普通教育.范源廉在任教育总长期内,大力整顿中小学,公布中、小学校令,在全国范围内规范中、小学的办学,提出《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于宪法》,使教育普及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总长时,主持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晚年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推动师范教育.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民国初年普通教育的发展.1916年9月,蔡元培与汪精卫、李石曾联名致函,称赞范氏:“主持教育救国,亘二十年,尝有以普及教育规定于宪法之议.近年总编辑之务,所鉴定各种教科书,风行全国.”可见,范氏推动普通教育所取得之显著成绩,已获时人承认.
六、注意吸收欧美教育之长.范源廉曾先后两度前往欧美国家考察教育,对西方国家教育之优长,他都悉心研探.1918年他第一次前往美国考察教育时,临行前发表《对教育之意见》:“(一)此行所欲研究者为小学高等院校及师范之办法,愿诸君以所见中美两国诸校之短长见教.(二)中国学生最苦无参考书,诸君能各以所习科中要书之目抄示,则补助中国教育界不浅.(三)中国留学生宜与国内教育界联络,惟中外须有一机关为执行此事之媒介.”考察归国后,他多次撰文、演讲,详细介绍美国的学校系统、学校经费、美国学生、蒙养园、小学校、中学校、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体育、社会教育、中国留学生、美国华侨教育、美国在华所营之教育事业.1923年10月,他第二次从美国、欧洲访问归来后,深有感慨地说:“余西游一年,所见极浅薄,而所受刺激则甚深,刻欧美人与中国不同者,即在渠等完全系科学的生活.”他多次发表谈话或演讲,讲述其欧美考察之收获和感受.“中国事事不及外人,群以为教育不发达之故,此诚为事实.但余以为为教育而研究教育,不知注意其他学问,既不能实用,尤不足以挽救颓象”.范源廉提出中国所最缺者为二:一、科学智识.“中国现下最缺乏者科学也”,“为今之计,宜速求一输入之途,务实验,去空谈,则科学之发达可指日而待”.二、公民常识.“中国号称共和,于兹十三载,然人民中之能了解共和意义者,究有几何勿论权利义务,即民国之所以成立,亦瞠目不知”.“苟科学而得输入,则物质文明可以发达,公民教育普及,则政治易于改革.如是,则中国庶几乎可强盛矣”.范源廉的这一看法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看法基本一致.
蔡元培比较他与范源廉的个性时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之长,补我之短.”重行轻言是范源廉行世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范源廉留下的著作供我们研究者较少,这是一个遗憾,因而我们只能从他有限的、简约的言论中,去捕捉他的思想信息,勾勒他的教育思想梗概.
三、《范源廉集》的编辑说明
范源廉生前除单篇文章、演讲、函电刊行报章杂志外,没有结集的著作或专著单行出版.本集可以说是范氏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根据范源廉的著作情况,本集分三卷:卷一为“言论辑录”,收录范氏发表的文章、演讲、部分公函和报道,共一百六十四篇(内含同文异稿两篇).卷二为“函电”,共三十六件(另附一函).卷三“未刊遗稿”,系抗战胜利后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胡先委人整理的范源廉遗稿――《静生先生遗墨》,当时未刊,原有八卷,现寻获七卷,即:一、会务,二、荐函,三、捐启函,四、答谢函,五、复候、吊唁函,六、序文、诗、联,七、约柬.遗墨形成时间大约起于1924年9月范源廉任中基会董事会董事长,止于其去世.内容涉及教育、科学、文化、体育、赈灾诸项内容.现按原来目次,予以过录,不辩之字,以□代替,信函标题则根据本书体例,稍作修改,并加题注.考虑到这部遗稿的整体性,我们一仍其旧,单组一卷,作为本集卷三,内收各类函文二百七十六件.须加说明的是,《未刊遗稿》中之函文等归类不尽合理,为存真起见,现仍遵原稿整理刊印.书后附录:一、范源廉签署批示、公文目录.收录范氏三度担任教育总长时期所签署的批示和公文目录,这些文件发表在《政府公报》上,标题系编者根据公文或批示内容所拟.二、悼念范源廉挽联挽词.收录范源廉去世后南开中学追悼会(1928年1月7日)、公园追悼会(1928年2月12日)、中国科学社南京社所追悼会(1928年3月4日)三次追悼活动的报道.三、追忆范源廉文章.收录诔词、悼文、回忆录七篇.本集之编辑、整理,刘慧娟负责卷一、卷二和附录的材料搜集、整理,胡宗刚负责卷三的整理,最后由我总其成.在材料搜集过程中,我们主要得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机构的帮助和范源廉先生后人的协助,硕士生刘崇锤、曾小顺两君参与附录一的校核工作.另还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恕我们不一一点名,在此我们一并致谢.
本集系范源廉著作首次汇编出版,无论在材料搜集上,还是在文献整理上,出现遗漏和差错恐难避免,在此我们诚恳期待读者诸君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