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读大学时,教逻辑学的是陈教授.他个子瘦高,眼镜闪亮,每次进教室,照例夹着本讲义,捏着两根粉笔.上课一面滔滔演说,一面奋笔疾书,例题随口而出,公式信手便写,从不翻看讲义――据他说,那本讲义里一字皆无,夹在腋下,是做样子给教务处看的.
记得陈教授头次上课就说,逻辑学在希腊诸学说中位列第一,极受重视.可是我们这儿的设课原则是排得开就上,没教师就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学问.我跟着陈教授学了两学期,虽然公式背得烂熟,也学了几招推演路数,结业成绩还得了“优”；但学无所用,早就忘光了.
有人问,写论文难道用不到逻辑吗?我说：未必.我们所说的论文,常常是讲道理少,引语录多――这在中国也是老传统了.看古人的文章就知道,动不动就是“子曰”“诗云”；只要是子“曰”过的、诗“云”过的,便已是真理,还需层层论证、自找麻烦吗?影响下来,近现代人写文章,动辄便是“爱因斯坦有言”、“索罗斯曾曰”等形成一种毫不费力的论说套路.师徒相传,不要说抽丝剥茧式的推演辨析,就是极简单的三段式,许多人也都掌握不好.
我指导学生写论文便发现,有些学生只是把材料往那儿一堆,便直接得出了结论.至于为什么得出此结论而非彼结论,所举材料能否支持结论,竟无一字论及!
其实不要怪孩子,大人又如何?是的,我们特别缺乏对独立思考的重视及逻辑推理的训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口号,都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无须阐述理由,也无从选择,只能接受.
还记得1966年8月,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夜晚我跟几个同学外出看大字报归来,抄近道穿越中山公园.从音乐堂经过时,里面传出巨大的声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你就走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几千人齐声吼叫,跺得楼板咚咚响,透过灯光,可见尘埃飞扬――在那个狂热的年月,这类口号一经喊出便成“真理”!只是支持这类“真理”的不是什么缜密的论证、深刻的剖析,而是“黑旋风”式的呼喊与嗖嗖作响的铜头板儿带!
这种“理论”虽无道理,却有来源.我看过一位离休老干部的自传,说到1947年时她在某解放区读书,忽然要对学生进行甄别,一些学生常被轰到院子里罚站、挨冻,只因他们出身地主富农.她本人出身也不好,但因为是学生党员,所以只是让她把铺盖搬到炕尾,挨着冰冷潮湿的墙睡,算是惩罚.――这里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讲?然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说起来,那时的宣传大多如是.还记得“”时有一首歌,词曰：“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连同旋律也很少拐弯,需要直着脖子喊出来!
歌曲也就罢了,连当时的社论也同一模式,张口就是“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怎么个好法?当然无法细述――因为那时的现实是工厂停产、铁路停运,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不过当年最雷人的口号还应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态度固然是鲜明之极,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若让提出口号的人讲讲其中道理,还真想不出他会说些什么.――我很怀疑他的智力：就是一头驴,也还分得出苗和草哪一种更鲜嫩!
今天看来,这些都成了笑话.然而劝您不要低估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前面说过,长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浸泡的人们,已不大习惯于讲道理：既不会通过讲道理去说服别人,也不善于从别人的论点中发现逻辑漏洞,并由此进行驳正.我们的不少干部用以宣传政策、说服群众的方式,也仍是口号式的：我们“坚决要”如何如何,我们“绝不能”怎样怎样!――至于“坚决”和“绝不”后面的道理,对不起,我也讲不清（或不用告诉你）.
应当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眼界视角已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和扩展,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口号式宣传,已不再适合今天改革发展的需要.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就包括了严格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去说话、办事；而科学是逻辑严密、思辨精深、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的.
【倪早菊荐自《今晚报》201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