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开设“西方法政哲学”课程,是我蕴藏已久的想法.我主要的精力在于学术研究,其间虽然偶尔也到大学做个演讲、报告什么的,但大多是专题性的,缺乏对该课程系统的考量.当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轶教授与我谈到,他所在的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准备搞一个交叉学科的系列讲座,希望我组织并参与讲课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就向他谈了我开设“西方法政哲学”的想法,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同.在王轶教授的努力下,人民大学法学院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领导很快就批准了.随后,我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谈到了我在人民大学主持开设这门课程的事,他也很感兴趣.没过多久,他就向我转达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有关领导的意见,欢迎我也到北大法学院的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持开设这门课.我与李强、王焱、徐友渔、韩水法、曹卫东、刘澎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他们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并表示积极参与这门在中国任何一个法政学院都没有系统开设过的课程.这样,2006年度的第一学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分别主持开设了“西方法政哲学”系列讲座.
记得在我们精心组织的课程安排表在各大学术网站贴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数十封电子邮件询问听课事宜,对此我很是感慨.有如此敏思好学的青年,作为老师,更应该恪尽职守,尽我们所能解疑去惑.
把“西方法政哲学”课程办好,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我感到有必要对同学们先做个交待,即我为什么要策划、组织这门课题.我想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不敢说它们表达了我们七位讲课老师及两家法学院的共同想法,但在很多方面我们是有共识的,它们是我主持开设这门课程的初衷.
第一个是有关学科体系分类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学术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学科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接轨,但是我们所面对和需要处理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与法律问题,却是综合性的,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积极协作才能完成.我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都曾谈到在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其学科体系并没有如二十世纪之后那样日益分殊化和专业化,学术科目的分类远没有当今这么细致.我们这门课程中所讲的很多思想家都不是单纯的某一个学科或者领域中的专家,而是涉及多个领域的思想家,比如像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托克维尔,乃至当今的罗尔斯、哈贝马斯等,都属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什么西方在十五至十九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会产生这样一大批不同于古典古代时期的思想家呢我们读马克思的书知道,古典古代指的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综合性的思想家；文艺复兴之后,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充满思想原创力的思想家.我觉得,这些思想家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转型和学术体制的深刻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现也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但我们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分类却过早地进人了社会稳定时期的正规体系,知识分工日趋细化,教育模式预先定型,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从本科开始,学生的学科专业就确定下来,从硕士再到博士,所学的知识越来越专精和细深,但同时也越来越狭窄和片面.是的,这种学科体系是可以培养出一些优秀的专家人才的,它们能够与现行的西方教学体系相融洽,在学科知识方面可以与之对接,但问题在于,这样培养的专家学者由于缺乏源于自己国家发展的问题意识,很难有思想性的提升；而且,他们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对策也会出现机械、教条地克隆、移植西方知识之弊端.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专家,更需要思想家,或者说有独立思考力的专家.
西方社会在转型时期造就出了思想性的专家人才,他们因各自国家发生不同的问题而催生发展了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先要有一个综合的时代,而后才会有分析的时代.对于中国学术来说,我们恰恰缺乏这样一个丰厚深沉的综合时代或形而上学时代.自战争以来,我们与建设一个自由共和的民族国家需要相对应的综合性思想家和具有独立思考力的专家还相当匮乏,百科全书派式的学术建设还远没有完成,真正的大师还寥若晨星,在这样底蕴浅薄的学术场域直接嫁接当前西方的各科专业知识体系,其不得要领的结果可想而知.
西方法政哲学课程,就是把西方十七至二十世纪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系统地介绍过来,开阔学生们的眼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我看来,开设这门课程不单是教授一些具体的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门课让学生感受到一种有关法政事务的思想,即一个综合性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的深层机制,引导学生的思考联系中国当前的问题.这需要综合性的知识谱系、形而上的关切,更需要有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事业的精神.
第二个是有关学术研究方法的考虑.从我个人的体会,搞学术研究大致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或方法.一种是从现实中或者从有关的专业领域中产生出问题,然后围绕着问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加以梳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而对某个领域或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论；还有一种是文本式的研究方法,这在思想史中比较常见,如做政治哲学或者思想史研究.一般来说,学术性比较强的还是文本研究.文本研究中主要的是一种个人的研究.假如你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这个问题很大,很空泛,但如果你从某个思想家的某一本著作人手,可能就会研究得比较深入.我曾经给研究生开设过一个学期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课程,我带着同学们一章一节地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后来有一位学生写了一篇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我看完之后觉得这篇论文比较糟糕.文章一上来就直接谈法律的本质问题,然后又对权利概念进行了分析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起点太低,方法不对,因为结论是从当前有关这个问题的众多论文中直接归纳推论出来的.现在的所谓学术期刊杂志中诸如法的本质、法的形式、法的价值之类的文章很多,内容多是一些归纳性的总结,看上去写得头头是道,一二三四很讲逻辑,但实际上这类问题早就被西方的一些经典思想家们谈透了,你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进行自己的所谓理论研究甚至创新,其实白白耽误功夫.我觉得研究这类问题应该就一个著名作家的文本人手,比如洛克、康德、哈特、凯尔森等等,比较深入地理解他们有关法的本性、形式、价值的论述,然后在他们的理论谱系中选择一二个问题加以分析,在这个领域中能够有某个独到的小的建树,就已经是了不得了.如果做文章选题目一上来就对一些原理性的普遍问题纠缠过多,看上去似乎是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但实际上在知识增量上并没有多少意义.
有鉴于此,我组织策划西方法政哲学课程的时候就特别告诫自己,不要贪多求大,泛泛探讨或讲解诸如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是什么、基本原则如何等大问题,而是希望从人物入手,把这门课程设计成一个以西方思想家为主要讲述对象的思想家画廊,每一讲只讲一个人物.由于全部课程只有十讲,而作为重量级的近现代思想人物远不ઽ 0;十位,因此,在选择思想人物和授课老师的时候,我做了精心组织,基本上是把对于这十个人物研究最好的学者请到了这个讲坛.由于时间的关系,每位老师可能不能讲解那个人物的全部思想,但有限的时间反而能够激发一个好研究者的思维,使他们对于所讲人物最核心的东西以及与中国相关联的意义揭示出来,让学生感受到思想大师是如何面对问题,如何把各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经典的理论体系的.所以,这门课程一方面是一种思想长廊的展示性介绍,另一方面它更是一个导读性的前言,为那些愿意进入法律与政治哲学之堂奥的学生提供一个攀援的阶梯.略感遗憾的是,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脉络来说,我们选讲的十位思想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十分完整的教学体系,虽然我们也尽可能地考虑到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理论谱系的思想特性,但至少像马基雅维利、洛克、卢梭、美国联邦党人等一些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应该进入这个课程,看来这只有等待以后有机会增补了.
第三个是有关学术思想建构方面的考虑.任何学问特别是政治哲学、法律思想,是不可能脱离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就我个人来说,之所以从哲学和艺术领域转向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是由于自己关心中国问题的情结.选择西方近现代的思想人物作为这门课程的内容,而不是从古希腊思想开始讲起,出于我“经世致用”的现实考虑,我们国家所处的转型时期可以说从战争就开始了,我认为这个时期从历史和政治逻辑来看,对应的是西方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时期.民族国家在西方现代社会大致用了三五百年的时间陆续建立起来,其中相对法德系的大陆国家,英美系的海洋国家比较幸运.但无论如何,它们在二十世纪初大体完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建设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家,这批思想家虽然各自的观点互不相同,但他们集中围绕的理论中心,却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理论思想上构建一个自由、法治、宪政、、平等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新型的市民社会和政治主权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至于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政治、法律之路径,实现国家体制内的个人自由,限制专制权力,创造国民财富,维护社会秩序,扩展国际空间等问题,又与各个西方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地缘环境、经济状况、政治意识,甚至与伟大人物的个人特性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价值主张和理论谱系；与此相关的也就有了后来的所谓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理论.这一切都是属于现代国家的议题,是各个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不同表述,是西方现代社会五百年转型时期的不同理论成果.
反观当今中国的学术思想状况,我感到一种忧虑.本来我们国家的转型时期是需要好好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历史的理论思想成果的,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目前这一建设性的思想梳理、理论研读不但没有得到落实,反而处于危机之中.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的思想潮流中,一些所谓的西方新思想、新理论正在被盲目崇拜,正在颠覆我们的建设性理论努力.我们前一段有施特劳斯热、有卡尔施米特热、有社群主义热等等,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来,在纯学术领域说来倒也是一件好事,对于我们研究、学习西方思想的丰富性、多元性具有意义.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诸多思想潮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反对自由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在西方现代思想中并不新鲜,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市场经济的很多弊端出现了,权利泛滥、道德沦丧的情况也日渐突出,因此在西方的语境下,出现了施特劳斯、社群主义回归古典时代的对公平、美德的诉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左派激进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思想界,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面对着来自前后左右两种路径的夹击,一种是来自古代思想的保守主义的攻击,还有一种是来自后现代思想的激进左派的攻击,它们虽然理论主张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但在攻击制度、瓦解现代民族国家方面却是一致的.而我国还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吸收和借鉴的应该主要是西方十五到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法政思想资源.如果我们盲目地照搬西方当前的各种流行思潮,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多多少少具有误导的作用,因为我们或缺的恰恰是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自由政治与法律理论、法政思想.当然,这就要求我们的学习是创造性的学习,需要我们的转化与提升,即把中国自己的特殊性融汇进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这门课程所选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虽然我知道就纯粹的学术来说,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挺好,选现代、后现代的思想人物也不错,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的是一批近代的思想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课程所介绍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应该从与我们相关联的角度来理解.比如罗尔斯,一般说来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有关正义论的两个原则,尤其是差异原则,但我觉得在中国过于提倡他的差异原则是有误导性的,我们更应该注重他在这个领域中第一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同样,伯尔曼谈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我认为他的理论前提是政教分离的宪政框架制度,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宪政制度的背景,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误解.总之,即便是对当代思想家的解读,也需要有一个从十五到十九世纪的理论宏观背景,需要我们扎实地吃透西方近现代转型的思想历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阅读古代的东西,阅读现代后现代的东西,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
上述三点大致是我组织开设这门课程的一些想法,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门课程能够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我只是把各位老师邀请过来,通过他们的课程讲解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启发性的导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今后可以按照这样的路径深入下去.
把政治与法律联系在一起,有着很深的学理考虑.一般说来,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强调立宪、法治的重要性,把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加以解决.当今我国进行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我认为也应该继续吸收他们思想的合理内核.但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把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或者说,对于社会的政治、法律与经济问题,有很多单纯靠法律规则与法律制度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应该开辟出另外一个理论路径,其实宪法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历史上美国的多次宪法危机,德国思想中源远流长的政治法学,也都存在着一个把法律转换为政治的问题.近期国内法学界围绕着物权法的论争,也远超出了一个专业性的法学技术领域,里面包含着比较深层的政治哲学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公民权利与政府 权力等问题,都存在着政治和法律两个不同领域的区分与交集,一方面是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互的转换.至于如何审时度势地权衡两种状态,审慎周密地保持中道,体现了政治与法律领域所特有的智慧.
我认为,政治与法律思想的交集在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体现得最为精彩,而且与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我希望这门课程能够破除中国学界这些年构筑的所谓西方古典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双重藩篱,为学生开启一个新的思想视野.
(《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高全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