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内容提要 谁都不敢说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数学化”强度高的成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往往会高出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我们的唯一目标,但作为泱泱大国,若能有人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也并非坏事.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困扰和中国经济学界的困境,需要理性的思维,科学地应对.

关 键 词 数学模型 数学化 计量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 者 刘开云,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广州:510320)

现代经济学诞生200多年来,就世界范围而言,其理论和方法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向精密化、科学化、“数学化”、公理化、符号化方向发展.如今,作为重要的分析研究工具,数学、数学模型、“数学化”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方法论支点.不言而喻,无论历史地看还是逻辑地看,经济学研究充分运用数理统计、数学方法,并趋向“数学化”,乃是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至今的获奖成果看,也基本反映了这一趋势.那么,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中国的经济学界应如何对待?进而,对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到底应如何评价?

经济学究竟是否应该“数学化”

前不久,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语出惊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1]此话一出,舆论界、学术界一片哗然.不知丁教授是如何计算和统计的,但作为非经济学的教授,此话的专业性、可信度,实难界定,笔者也不敢苟同.不过,若以“是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论,此言似乎并不算太过分.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谁制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的国际标准呢?

据说,丁教授是研究社会学的,而根据以上逻辑,丁教授似乎永远也都难配“社会学家”之称,因为诺贝尔基金会还未设立诺贝尔社会学奖!之后,丁教授又修正道:不包括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不包括海归派.但不管其如何自圆其说,似乎都无法遮盖其偏颇或漏洞.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便是杨振宁先生,他在本专业、本领域之外的高论,其实与普通人并无多少差异,甚至有人提出“是妙论还是谬论”的疑问.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况且如此,更何况吾等无名之辈呢?正如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言,“在文化面前,没有人可以当老师”.所以,无论你是哪一所大学、哪一门学科的教授,似乎都不可轻易地、武断地对你本专业以外的东西去“下结论”,对于学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如此;否则,当心业内人会贻笑大方或(干脆)嗤之以鼻.当然,至于说到中国经济学家至今未能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问题,的确是一个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的问题.

这里,似乎又首先要涉及到如下问题: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经济学究竟是否应该“数学化”?

在现代经济学中,它或许是一个勿庸置疑的问题.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反对“数学化”的倾向由来已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经济学的“数学化”被贴上了“姓资”的标签,被视为禁区;西方经济学包括其分支学科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内,统统都“被视为洪水猛兽”[2],被列为受批判的东西,就连国外的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要“誓问是哪个阶级的?”当然,时过境迁,上述情况已不复存在.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声音并未销声匿迹.例如,一位学者近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经济学应该“数学化”吗》①.我们不禁要问:倘若仍将经济学与数学或“数学化”对立起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其实,现代经济学常识暨科学研究的一般常识早已告诉我们:真正严谨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它离不开定量分析,自然也就离不开数字、数据、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当然更离不开数学、数学模型、“数学化”.

而饶有趣味的是,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与统计学、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设立之初(1901年),只有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与和平5个奖项,直到1969年,才设立经济学奖.第一次为“经济科学”设立诺贝尔奖时,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代表诺贝尔基金会解释道:“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这种数学分析的技术如此成功,足以使那种‘模糊的、用文字表达的经济学’相形见绌了.”这一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朗纳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院教授扬丁伯根,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对各种假设的数学证明成了可能”,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3]

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数理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和计量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及应用正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数学化”、精密化、公理化的重要标志.19世纪德国杰出的哲学家康德曾说:“有多少数学知识,就有多少严格的科学.”[4]而早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就说过:“我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了万物都可归结为数学的道理.等这样一门科学应该包含人类理智的精华,它的范围应该包括每门学科可靠结论的取得.”“坦率地说,我坚信它(数学)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赋予我们的最有力的认识工具.”[5]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著名论断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培根也指出:“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6]而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乃是:“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7]

中国经济学界的困境

有关诺贝尔经济学奖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教授曾讲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只考虑奖给中国不同政见者.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追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而关于经济学的“数学化”问题,刘国光 先生虽然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但对充分运用数学或“数学化”并未提出非议,且明确指出“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8].上述中肯的观点,反映了刘国光教授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贯立场和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

在当前中国,尽管有人反对经济学“数学化”,甚至有人建议“坚决压缩那些数字套数字、公式套公式、模型套模型的‘数学教条主义’的文章””[9],但令人欣慰的是,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可以看中国的几份权威性经济学期刊,近20年来,数理经济、计量经济、定量分析的论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已初成气候.举最为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来讲,过去几乎全是定性分析,全是文字性(或被称为“文学性”)描述的文章;而现在,则几乎85%以上的文章都是定量分析的.”[10]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在纪念《经济研究》创刊50周年笔谈中讲到:“今天的《经济研究》已越来越像一本真正的学术期刊了等20年前,《经济研究》上很少看到数学公式,而今天的情况是很少看不到数学公式.等这正是中国经济学越来越成熟的标志.当然,数学只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还是思想.””[11]这里,给人们的信号或许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正在与国际接轨.较之于文字性(或“文学性”)描述,数学语言、公理化的表述,显然才更易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中国经济家的诺贝尔奖之梦,或许有望在这种科学理性的耕耘创新之中实现.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有关“科学研究与统计数据”、“学者风范与理性思维”等问题时指出:“经济学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建立数学模型,以进行严密分析,科学论证.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以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既是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12]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由于过去过于偏重于研究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偏重于计划经济理论,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缺乏对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国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几乎对数学模型都力不从心.且由于文化尤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长期将西方经济学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疏远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数学化模式,无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进而也就长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前沿在“数学化”上已有很大的改观,但无疑,这里的差距也是明显的.

如果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需要理性或理论的指导或校正,那么,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当然离不开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参与.当人们蓦然回首,便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转型及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固然一位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堪称功德无量,然而也与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而其中众多的经济学家及其他学科的学者显然同样功不可没,这一点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所谓“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高论,显然只能说明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要么,或许是“闭着眼睛”说话.

应当承认,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一向勤勉、敬业,但现在却遇到了多重压力和困惑.一方面,被海外学者、海归派称为不入流、看不懂数学模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甚至统统都被划出在“5个合格经济学家”之外;另一方面,又遭到国内一些人“决不能‘数学化’”的训斥,甚至被斥为“数学教条主义”、“洋八股”.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在经济转型时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企业家和民众也均对经济学家寄予某种期望.如要求经济学家既要充当政府咨询顾问或企业咨询顾问、独立董事等,又要保持道德操守、学术良知、客观公正等.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情结,更是萦绕在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脑海中的挥之不去的梦想.

何处是归途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理性或许能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既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就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包括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这是应用经济学;也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人们都不应该“盲从”,不应该“顶礼膜拜”.它们都只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方法,都只是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归宿”,更不是“真理的终结”.我们必须清楚,每一门科学,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它的适用或解释的范围.因而,无论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无论数理经济学还是计量经济学,无论概率论还是博弈论,无论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暨“数学化”,它都可以帮助人们“解释、描述或预测”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但它不可能直接去解决经济问题.进而可以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人类社会生活所有问题的方法;而任何经济学家(包括像斯密、马克思这样的经济学大师),面临当今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都不可能为之开具一张包治百病的处方.

回到主题,我们应当对经济学“数学化”持宽容的态度、乐观的态度.并且,应当提请部分学者:切莫把经济学“数学化”视为“妖魔化”,或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经济学研究中,定量分析、“数学化”、“用数字说话”、“用数学模型说话”以及“用计算机说话”,当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难免出现误差,但它总比“拍脑袋讲话”、“闭着眼睛讲话”强100倍!这里,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好的“定量分析”或“数学化”的经济研究成果,诺贝尔基金会有可能为之提名乃至颁奖;而再好的“定性分析”的经济研究成果,诺贝尔基金会恐怕也不会为之提名,更莫谈颁奖了.所以,无论从经济学研究本身的科学性的角度讲,还是从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角度讲,“数学化”乃是现代经济学不可偏废的必修功课.

尽管谁都不敢说经济学“数学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存在“因果关系”,但用一句统计学的术语:经济学“数学化”强度高的成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往往也会高出很多.再则,尽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我们的唯一目标,但作为泱泱大国,若能有人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也并非坏事.因为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及其它几项科学奖,其学术的“含金量”是无可置疑、无可厚非的(和平奖及文学奖或许另当别论).顺便指出,我们一贯鼓励甚至用“制”确保中国奥运健儿去夺冠拿金牌,我们的“国足”尽管屡屡令国人痛心疾首,但我们仍然寄予厚望、一如继往地用“制”以确保其屡败屡战而不气馁;我们还极力支持中国的电影导演、影星们(尽管在他们或她们当中不时地会传出一些绯闻)去进军奥斯卡大奖;我们甚至感叹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式那样的富可敌国的、全球重量级的企业家(须知:过去我们给洛克菲勒的定位是大资本家、吸血鬼),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样期盼一年一度的、已颁发百余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能有中国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的名字呢?

最后,请大家切记恩格斯的 一句衷告:“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3]在中国这片经济热土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学术的繁荣,正呼唤着、也将孕育出经济学大手笔暨创新的经济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曾讲道:“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刚刚起步,似乎还远谈不上“数学化”的程度.而众所周知,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伊始,“数学化”便是其评奖的硬条件、硬尺度、显规则.“数学化”的不足或缺失,乃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担负着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注释:

①详见尹世杰的“经济学应该‘数学化’吗”一文,刊于《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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