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政治”和社会学批评

新世纪十年业已结束.在这一不长不短的时间段内中国的汉语诗歌生态尽管不无复杂,但是其整体发展态势还是良好的,但是也毋庸置疑无论是在诗歌写作还是诗歌批评倾向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其中有些问题由于其影响和受众的广泛加之不断褊狭化的过度阐释必须予以纠正.

是谁制造了本质主义鸿沟的形成和扩大

众多倚重文学社会学观念的批评家太过于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作家的阶层身份,这是否印证了当年库切所说的在新批评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还愿意处理诗歌自身而科恩布拉姆施奈特早在《德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一文中就强调一个人只有从其他资料而不是从纯粹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有关某一社会结构的知识,才能发现某些社会形态及其性质在文学中的重现程度.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社会属性显然又是当代文学宏大叙事和社会学批评的翻版与旧调重弹.在需要提醒的不良的诗歌批评倾向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重返文坛,二元对立诗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所导致的诸如题材神话的重新“崛起”,诗歌写作和批评的化的不断加重和偏颇.而有批评家居然为褊狭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进行拥护和辩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时代的文化价值呈现了二元分裂和两难的暧昧状态”①.尤以一些批评家所倡导的底层诗歌美学以及对所谓的“中产趣味”诗歌写作的大肆批判、讨伐为甚,这使得大批的诗人和诗歌批评者沉浸在“底层”写作的天鹅绒般的幻觉和“正确思想”的狂想与虚妄之中.而这种“政治”批评话语的重新确立不能不与现代化进程中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动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分层状况有关.早在1925年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中国社会成员区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等阶级.而事隔七十多年之后一位著名作家则又重新对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如当代资产者阶层、“买办”阶层、中产者阶层、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农、农民和黑社会等②.而暴力革命年代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似乎重新在中国诗坛的写作方向和批评立场中产生了不小的回响,诗学和社会学的争论重新燃起.在“泛政治”化的后社会主义时代语境之下,这些重返“政治”批评的批评者在文章中不断使用“底层”、“人民”、“现实”、“苦难”、“阶层”(阶级)这些关 键 词,不断激烈地使用“二元对立”、“分裂”、“对峙”、“分化”、“反抗”这些意识形态词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极大的正义感和道德化身的印象,也从而获得了诗坛、批评家和媒体的道德同情和话语权力的支持.为数不少的诗歌批评家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机制的狂想,在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赞美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分裂和“排队”的姿态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的张力和复杂性在不断消弭中呈现出强硬的“本质主义”倾向.这也同时衍生出了一种“仇恨”诗学.这种缺乏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却在新媒介和话语权力的掩护和支撑下获得了“道义感”.当年的哈贝马斯把“市民阶层”作为“公众领域”的中坚力量,而现在则由“底层”替换市民阶层而成为公众领域的主体,这也使得这一群体成了民间话语和国家主流话语的共同塑造的“想象共同体”.但是以当前的诗歌写作语境而言,当新世纪以来文学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共识的时候,当这些带有“社会问题”题材的写作成为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当这些题材甚至成为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不能不是可疑的.当然在一个阅读和评论失范的年代,个人的一种说法想要最终获得一定程度的广泛认可无疑是困难的.作为个人的写作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仍会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推土机和拆迁队无比疯狂的年代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种诗歌写作的寓言性和“政治话语”是必备的,但是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和诗歌本体意识的,我们不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者以及在主流美学的规训下“思想”和“写作”一起被征用的流行的“底层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吗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在私下和酒桌上对这种底层美学和中产趣味的诗歌批评的质疑,而在公开的场合却充当了不批评、不认同、不介入的讨巧者和暧昧的“中性”角色和“中庸”立场.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诗坛生态的庸俗、媚俗和可怕.在此笔者重点就与底层诗歌写作和诗歌的“中产趣味”问题相关的批评倾向进行个人性的思考,以期与一些相关的批评家进行商榷.

在一些诗歌批评者看来,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事实确是如此.据此,这些批评者就强调在市场权力和GDP力量不断强大的社会语境之下,中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为贫困化的底层人群和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而诗歌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奇怪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有批评者认为“盘峰论剑”以及此后“民间派”的自我分裂和内讧、“70后”诗歌、“中间代”这些群众性诗歌运动除了新世纪的时间叙事的冲动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尤其是民间经济力量增长所带来的民间文化日益扩大的结果.我想经济对当下的文学肯定发生着影响,但是这种说辞是无限夸大了经济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的影响,而忽视了诗歌自身的发展和其他更为复杂的机制的综合影响,没有看到世纪末的“盘峰论剑”和更为年轻的诗人群体自然成熟和成长的结果.

在社会分化的图景中,一些批评家的道德感和阶层意识愈益强烈、膨胀甚至有以此为圭臬取代其他评判诗歌标准的倾向和企图,而“底层”的苦痛、眼泪和愤懑就成了这些批评者控诉经济和工业时代的最为妥切的依托,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历史注定要让道德来背负沉重而充满悲情的债务,要让一些人的命运成为这诗意崛起的牺牲品”,“底层人的命运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辛酸和愤懑.谁会为他们 代言,记下他们那无声的哭泣和凄凉的内心”④在社会学和的现实层面来考察“底层”在身份、处境尤其是经济和物质上的状况确实值得关注并且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痛恨为富不仁,但是在文学上考量“底层”写作就不是单纯的和社会维度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现在的众多批评者和写作者忽视了“底层”自身的多层面性,尤其是“底层”在精神上的一些缺陷和天生的不足.我想我们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尤其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农民”、“大众”的除了优点和值得同情之外的灵魂上的沉疴和劣根性.而现在流行的一哄而上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新农村写作”以及相应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却几乎是同时在阶级血泪仇和痛苦甚至怒吼中将这一阶层和诗歌写作现象抬到了至高无上的道德的“圣坛”并且可以俯视和指责其他阶层和其他类型的诗歌写作.从而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底层”在社会现实中的弱势却成就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上的“主流”和“强势”,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实际上这也存在着合理性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到众多的论者和写作者都在强调的是“底层”的苦、泪、痛,看到了这些被压抑甚至压迫者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这一群体的其他的方面就被完全搁置,这从而使得问题不断走向了单一的阶级维度和社会学窠臼,使得这种写作和相应的批评支撑都显得不够可靠.换言之,在这些批评者和写作者看来,“底层”不仅在经济和物质上值得同情而且他们的“思想”“情感”都是高尚的、进步的、正确的、正义的.我们都知道“底层”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境中其构成是相当复杂的,而各类人群的观念不仅差异很大而且其中存在很多落后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甚至是错误的想法.然而这一复杂的“底层”构成和差异性、多层面的“精神资源”却不断在那些写作者、批评者和鼓吹者那里被“过滤”.这就产生了一些批评者完全以社会学、阶级(阶层)论和道德化身来取代文学批评的流行倾向,而他们所欢欣鼓舞的就是“疼痛”和“感人”的“道德良知”的诗歌越来越多了,“介入”和“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诗歌越来越多了.而这些论者在此基础之上就义正词严地对非“底层”写作展开了义不容辞的批判.有些批评者强调“是的,对于诗歌艺术来讲,最终只有好诗和平庸之作的区别,但此刻对于我们来讲,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诗歌的权利、责任和诗歌的内容的问题.只要一个人关心中国目下的现实,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良知,这些诗歌就不能不使他灵魂深受震动与震撼”⑤.诗歌和文学不排斥道德,但一旦当道德取代其他甚至一切的时候就是可怕的.正是在这种无限强调“底层”和“道德”的立场上,这些批评者就要树立一个相对立的“敌人”,这就是目前非常流行的言论“中产阶级趣味”(“中产阶级趣味”有时可以替换为“白领文化”、“中产阶级文化”),而在笔者看来在文学领域这些批评者所制造的“中产趣味”是个伪问题,是一厢情愿、无中生有的“假想敌”和话语策略.

尽管有论者强调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趣味的差异,但是二者肯定是有历史关联的,尤其在中国的当下语境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几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王朔看来连农民都可因为“安于现状、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被归入中产阶级.既然学界在中产阶级的界定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都存在分歧,又该如何从中国的中产阶级延伸出本土化的中产阶级趣味张清华先生在很多相关文章中都反复强调“对于大多数写作者、尤其是成名的诗人来说,深陷于‘中产阶级趣味’却成了他们普遍病症”,我不知道清华先生所说的“大多数写作者”具体涵盖了哪些诗人,但是显然“大多数”已经标明张清华的立场,这就是目前中国的诗坛更多是被“中产阶级趣味”所统占,我想我应该没有理解错.那么,我先不从学理上来反拨这种说法,我们先看看事实.新世纪以来数目惊人的各种的、“民间”的诗集、诗歌选本包括张清华先生自己每年编选的“诗选”,按照张清华“大多数写作者”都是“中产阶级趣味”的说法,那么这些诗选和诗集所收入的诗人和诗歌大都应该属于“中产趣味”.显然张清华为了强化“底层”而夸大了“中产”的事实.张清华选择“中产趣味”这一概念并予以摒弃,而我想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上张清华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不自觉地沉浸到了“底层趣味”当中.据我所知目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还没有人使用“底层趣味”这种说法,这也姑且算我的一个“创造”.张清华在文章中坦然承认人们都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甚至是正常的驱动,是无可厚非的,并且还希望更多的人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需要和必须摒弃的是“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显然张清华认为“中产阶层”和“中产阶级趣味”是严格区分的,我们可以是“中产”,但不能“中产趣味”.那么我想“底层”和“底层趣味”也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底层趣味”在我看来是指一些身处底层的人以及本身并非底层,比如专业作家、知识分子、学院批评家、身份多重的诗人和媒体从业者等借助“底层”的道德力量和情感优势在为自己谋得一种话语权力和“政治”资本,借助“底层”的痛苦和愤怒为自己的“代言人”身份“贴金”.“底层趣味”写作作已经成为各个层级的文学机构扶持作家的重点考察范围,更多作者为了迎合主流的审美趋向而说着空泛的假话和套话.在一定程度上底层、乡土在他们的文学中只是赢得某种利益的手段,疼痛和苦难成了换取荣誉的道具.我想在新一轮的褊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重返诗坛的时候,一种本质主义倾向的二元对立的鸿沟正在形成,一味的简单的武断式的批判“中产阶级趣味”和无限夸大“底层”以及“底层写作”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例如有论者所强调的“当我想到十年之内中国将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商家、知识分子和千万农民进 入城镇成为中产阶级,我就认为走出边缘愈早愈好.一旦走出,就可以大有作为”⑥.


是谁剥脱了“日常生活审美”的

“私己经验”和“现实主义”

而一些批评者所指涉的“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到底涵盖哪些内容呢

首先张清华借用西方资源引用美国人丹尼尔贝尔针对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提出的“中产阶级趣味”,即“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⑦.进一步张清华强调目前中国社会与1950年代的美国相近,即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孱弱、苟且、暧昧,但在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合谋游戏”中获利,这一阶层丧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隔绝底层社会,与商业文化勾结从而充满消费性和商业动机.但是张清华实际上忽视了即使同样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研究者对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换言之丹尼尔贝尔对“中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维.1951年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就认为中产阶级文化体现为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张清华又具体指认中国诗歌中的“中产阶级趣味”让人“惊心”,这也是中国诗歌“最痛切的病症所在”,具体而言就是“冷漠,倚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无节制的所谓‘叙事’”⑧.张清华的这些概括无疑说出了中国诗歌写作的一部分事实和弊端,看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问题不小.限于篇幅我重点就“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予以简单反拨和质疑.在中国的文学场域中谈论最多也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就是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关系.

早在1988年余华就对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空前的困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而这作为消费社会最显豁的特征已经在此后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和印证.2006年5月20日《南都周刊》发表名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文章.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言辞多少有些耸人听闻,而文章认为作家缺少对公共领域和现实生活的关怀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从199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作家与现实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冷漠,而是近乎建立了紧密甚至“肉贴肉”的关系,甚至今天看来具有公共性题材的文学已经不仅成为了主流话语而且有泛滥的趋向.在2009年第八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的发言中又有批评家再次强调当下的作家与时代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解除了,中产阶级趣味就是思想的敌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写作“底层”和“苦难”的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文学,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作家,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文学和简单庸俗的时代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显然阶级文学的传统和中国的“新左派”所关注的底层、控诉贫富差异在“底层”和“新农村”的写作中以及相关批评家那里得到了最为及时和有力的呼应.在《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中张清华认为畸形的“自恋式”写作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心态使其写作者与“真正的‘现实’之间产生了空前的隔膜”.什么是“真正的‘现实’”显然在张清华看来还有“不真正的‘现实’”.在他这里底层的生活才是“现实”,中产阶级的甚至其他所有阶层和群体的生活都不是“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首先我想必须得谈论一下这些批评者的“现实”观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现实”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显然“底层”肯定是社会现实,但是它也只是极其繁复的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而决非全部.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批评者眼中的现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底层”的“现实”,其他的“现实”就不足以成为“现实”.实际上谈论诗歌和文学用“现实”这个词并不一定准确,而实际上社会层面的现实可能比文学作品中的想象性“现实”还更具有冲击力、震撼性和新奇度,对于写作者而言“现实感”才最重要.如果诗歌中只剩下了屈辱、血泪、疼痛、死亡,只剩下廉价的道德控诉,那么这完全没有必要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体现.我们不是有大量的劳工神圣的普罗诗歌、政治抒情诗、新民歌、墙头诗、杆诗、快板诗和大字报、红卫兵语录歌吗这些不断强化和单纯倚重政治、阶层、的诗歌写作方式还不如新闻报道、电视直播和纪录片来得更直接、更“真实”、更震撼.正是在错误的“现实”和“时代”观驱动下一些批评者强调“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立场上的原则”,那么我要反问的是不站在“底层”立场就是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吗我想这些有着丰厚学养的批评家应该明白什么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当把“现实主义”完全归化为一种阶层的社会立场这恰恰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实际上这种褊狭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和以前褊狭化、政治化、畸形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在对待“现实”和“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一些批评者再次犯了本质主义错误.但是非常有意味的是关于“底层”和“现实”、“真实”以及“现实主义”的问题上张清华在不同的批评文章中有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表现.比如在《个体& #30340;命运与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一文中张清华就曾可贵而深刻地反省了被歪曲和误解的“现实主义”,但是为什么到了《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一文中张清华突然又成了一个保守(或者也是一种“先锋”)而狭隘的“现实主义”者张清华先生指认这种“自恋式”写作生活在自大、自我的幻觉中只是抒写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狭小的社会关系、亲情和经验,书斋中的个人事件等这些“日益狭隘而贫乏的写作资源”.此后张清华又在其他文章中涉及与“自恋式”写作相近的“腻味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说法,甚至在他这里这种“日常生活”写作因为丧失“真实”的“内心生活”,因为没有对外界和现实予以承担,因为没有“痛苦”与民生和世道不公无涉而受到大肆批判⑨.这种过分的“道德”和“政治”防卫术伤害了正常的诗歌批评和美学趣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训导员和看似公正的立法者的角色.那么在张清华看来这些个人的情感、经历都严重脱离了“现实”,甚至张清华认为“中产阶级趣味”下的“现实”只是一种表现后现代图景的“舆论的欺骗”.那么张清华要求诗人写什么样的“现实”呢显然就是写底层、写苦难、写反抗,写“公共记忆”和“公共经验”.张清华写过那么多令人赞誉的绝妙文章,为什么在面对“底层”和“中产趣味”的问题上犯了这么低级和小儿科的错误,难道就是为了强调“政治正确”和“立场分明”吗基于中国的文学史事实,张清华和其他一些批评家应该可以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你要求写“公共题材”就不允许写除此之外的其他题材呢这不是诗歌的独断论吗在说到对“私人经验”的鄙弃时张清华先生用了相当激烈的词语,批判这是自我中心、是幼稚的自大,“它源于写作意识的自我封闭,同时又导向对现实的无知、审美趣味的腐化和狭隘.它盲目地自信并拒绝与公共记忆、公共经验相沟通,它刻意放大和病态地美化毫无意义的个人细节,对读者构成一种强迫和欺骗”⑩.这让我恍如又看到红色年代的政治批评的尖锐和不容置疑的立场“正确”,恍惚又看到当年的“左翼”作家和组织对徐志摩、沈从文和张爱玲、穆旦等人的批判,恍惚又看到了朦胧诗时代的“你们为什么不反映现实,为什么不写人民”的“气愤”与“不满”.张清华为了说话的“圆满”还不忘强调“私人经验”还不要紧,要紧的是怎样处理和以何种角度和“立场”来处理.显然在张清华看来诗人处理“狭隘而贫乏”的“私人经验”的写作资源要以政治、民族、时代、现实、底层和痛苦来处理.难道我们连的时候也要痛哭流涕地想到四川和刚刚发生的青海玉树的地震吗难道我们写母亲的痛苦时也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和阶级的高度吗难道我们必须千篇一律地写“公共题材”吗张清华不是也曾经对“地震诗歌”也发出了“会不会错读苦难”的质疑和批评吗我们看到在各种媒体报刊和网络论坛上就那些出身底层的文学写作者来说他们对社会、自身和“现实”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沉痛的愤怒的控诉着有之,而歌颂工业、歌颂奉献、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的作品还在少数吗

而在对待诗歌的“叙事性”问题上,张清华也强调情感匮乏和病态畸形的自恋导致了“叙私己之事”的泛滥,他又再次强调在面对诗歌的“叙事性”问题上“叙述的是什么‘事’,谁的‘事’,以什么趣味和情调叙事,却是具体的问题”.诗歌的“叙事性”也在张清华这里被剥夺了“私人性”.注意张清华在说到无所节制和泛滥的诗歌“叙事”病症是针对着“中产趣味”的诗歌写作的,但是有没有看到在目前铺天盖地的关于“打工”、“底层”、“新农村”的写作潮流中,大多是叙事性成了这些诗歌吸引读者的屡试不爽的“妙方”呢甚至在张清华这里欧阳江河名噪一时且影响深远的“中年写作”和“减速的诗学”也可能会蜕变为“中产阶级写作”和“冷漠苍白的诗学”,尽管张清华一再强调自己是站在“诗歌的立场”.但是这种“诗歌立场”已经更多演变为阶层和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在关于诗歌的技艺问题上甚至还必须点明的是张清华认为如果一个诗人只关心“日常生活的审美”而不关心现实和丧失介入能力诗歌的技艺也不能弥补自恋、自大和自欺.那我只想提出一个事实:在不在少数的那些“非日常生活审美”的诗人和诗歌那里,高超的技艺能够弥补宏大叙事和缺乏真切体验的“公共情感”的虚伪和恶心吗在面对“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时张清华也曾片面强调这些文本的“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一文中极力称赞打工诗人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庄严论题.他认为:打工诗人作品的感人和价值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的捍卫,并由此完成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和提升.实际上张清华关注的是打工诗歌题材上的“道德”优势,而评价诗歌的标准又绝对不是一维的、排他性的.在认识到通过“底层诗歌”展现了一个独特生存世界的同时是否应该忽视或避而不谈这些诗歌的艺术水准实际上一首重要而优异甚至经典诗作其评价标准并非是划一的,既不是简单的美学意义上的好诗,也不是政治社会学层面的颂歌.写所谓的关注生存、底层和困境的诗可以写出好诗,同样关注于更多个体意义上的独特而繁复的经验甚至一首在诗歌技艺上纯熟的诗作都可进入好诗的行列.

我会同情底层,但不会被虚假的流行的“底层趣味”所欺骗,我不是中产阶层,但不希望“中产趣味”这一概念背后掩盖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学立场对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双重遮蔽.还是回到多年前的那句话――我们的诗歌和诗歌批评是否在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

【注释】

①张清华:《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见《文学的减法》,21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该文最初发表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②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版.

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选集》(第一卷),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张清华:《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见《文学的减法》,20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⑤张清华:《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见《文学的减法》,211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⑥蓝棣之:《诗坛正来在一个“引爆点”上》,见杨四平编:《中产阶级诗选》,4页.

⑦〔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⑧张清华:《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见《文学的减法》,215―21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⑨张清华:《精神的冰或诗歌的雪――关于2009年诗歌的散记》,载《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2010年第4期.

⑩张清华:《持续狂欢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见《文学的减法》,216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11)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霍俊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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