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理与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所论,主要是文学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社会学理论在此特指,把文学视为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进而对其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史学评价的理论.研究理论是思想观念问题,也是思维方法问题.因为理论影响价值标准、研究方法、切入角度,也影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影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具体阐释.研究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如材料取舍、文本解读、意义阐释、内涵挖掘,以及研究成果的水平、价值和质量等,都与研究者所依据的理论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与之相关联的内容分析、审美评价和史学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某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有时受到重视、予以高度评价,有时又遭受冷落、评价很低甚至否定,或者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备受关注,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不值一提,即使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段也会做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此这般,均与所持的理论相关.因此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整理研究路途中的纷杂现象,从考察理论的角度切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文学社会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文学社会学理论是众多从理论形态的高度对文学的属性和功能进行定位和阐释的一种.按照这一理论,文学是复杂的社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变化及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均受制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变化虽然不一定是顺应对等的,但却是密切相关、呼应有据的.社会学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属性及其功能,按照这一理论规限,无论考察文学思潮、解释文学现象及其致因机制,还是作家研究、文本分析,均与特定的社会构成联系起来,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价值意义.概略地说,社会学的文学研究比较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创作实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曾表现出巨大的理论优势.胡适、傅斯年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倡导“文学革命”,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说明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显示出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对推动“文学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文学革新申义》是“文学革命”倡导期一篇重要的文章,傅斯年“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说明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都是“群类精神”的组成部分,系统地阐述文学随着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晚周有晚周特有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有南朝特殊之政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学.降及后代,莫不如此.”(2)鲁迅则认为“各种文学,都适应环境而产生的”(3),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魏初文章的风格,则指出,因为曹操“尚刑名”,立法严格,“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其时的另一特点“尚通脱”,“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4)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分析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对各种小说现象都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在谈到清末谴责小说时更是精辟地指出.“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这种分析具有经典意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文学社会学理论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集体自觉.

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理论的要义,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能准确地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纷杂的文学现象,像鲁迅那样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准确的社会学阐释的不占多数.文学社会学理论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都接受、都能运用和愿意运用的.因为文学社会学无论作为理论观念还是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都不流通,在庞杂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中国古代不重视文学,也不重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被视为“雕虫小技”,从业者往往从文学本身如字义演变、文体变化、文本叙事与历史本事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广泛流行的是注释评点、考据索隐、训诂学.曹顺庆论及中国文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法,曾提到“考证与注疏”、“选本与摘句”、“品第与流别”、“指瑕与才略”、“语录与诗话”以及“评点”等,(6)这些研究虽然不乏合理性,也出现了很多学问家及辉煌著述,但研究者的眼光局限于狭窄的视阈,着重于文本的细微末节,即使涉及文本与社会的关系,也往往由考据流于索隐,由索隐偏于比附,如解释清末谴责小说就把某部小说的某些描写与某人某事联系起来,说某段文字影射的是某人某事,而《红楼梦》研究中有“旧红学派”,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一比附,说某个人物影射某某,(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与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说贾宝玉影射胤,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7)清末民初的王梦元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也有研究者从字里行间揣度微言大义,从细微末节考索作者的形象和家世,花费心血考证贾宝玉的原型及其身材相貌、有无胡须.上述现象主要发生在文学社会学理论没被引介和认可的古代和近代,姑且不论,在此要说的是,即使在文学社会学理论和观念被突出强调和广泛运用的现当代,某些具有现代知识背景的学者,也远离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重走考据、索隐的治学老路,根据不可靠或者暂时难以论定的史料进行推断,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其见解很难令人信服.老一辈学者如俞平伯、周汝昌且不说,他们在旧的学术文化传统和胡适的实证主义理论影响下走上研究“红学”之路,由索引、考据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走不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光影,情有可原,刘心武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理论大普及之后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表明,他因袭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所提出的“探佚学中的考据派”实属于旧索隐派一族.他创造了“秦学”,提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的女儿的观点,又在电视台举办的《百家讲堂》上说,薛宝钗性情的改变与选秀失败有关,因为薛宝钗进京的目的是为选秀.(8)这些研究不仅剑走偏锋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疏离了审美分析和内涵挖掘,对于文学研究和学术文化发展都缺乏足够的意义.旧“红学”在社会学理论开始普及的时候曾经受到批判,时隔几十年,刘心武重返旧路,这是耐人寻味的反弹.既说明考据学派、索隐派治学传统深入中国学人之心,影响持久,也说明社会学理论对于科学的文学研究确有深刻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使很多文学现象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使很多文本的思想内涵得到切合实际的阐释.文学史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型项目,很能说明文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 340;运用情况.在文学史写作中,几乎所有的史家对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给予社会学阐释,或者说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框架之中进行阐释,这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势,成为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谈到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运动”就将其置于共和国刚刚成立、政权需要巩固、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上,分析“斗争”和“运动”的不可避免性,分析“大跃进”民歌则将其置于全民“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中,说明“大跃进”民歌的发生发展及其对于中国人民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的真实反映,分析六十年代初历史剧创作的大量涌现,便将其与那时代的天灾人祸降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民气需要鼓舞这一背景中,说明众多历史剧是怎样体现了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分析随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文学则把它们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关联在一起,说明这一创作现象的出现有广阔的社会背景,而作家的创作也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作品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分析“”文学自然把它置于“”灾难岁月,说明文学枯寂是由林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等在诸如此类的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是感应器,敏锐地感应着社会变革的节奏,是镜子,迅捷地映照出历史发展的事态和命相,是工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发展,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随着社会机器的高速运转而发展变化.总之,文学的社会学属性得到充分表现.

文学社会学理论不仅在文学史写作中被广泛运用,而且在作家作品分析中也十分流行,并且形成套路和程式――首先分析作品的社会背景,说明作品的写作原因,为判定作品的思想内容做出铺垫,然后分析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说明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性,最后总结主题思想,在与社会发展联系中说明主题倾向的社会意义.如分析《在新事物面前》,结合新旧交替的中国现实分析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及其意义,指出《在新事物面前》“及时而敏感地向我们的干部提出怎样面对新形势、接受新事物、领导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问题”,进而得出这是“一个紧紧跟随生活脚步、迅速反映我国从解放战争进入和平建设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工业战线生活和斗争的优秀剧作”,作品主要人物薛志刚是一个“踏着时代的节拍走在生活前头的战士”,而分析夏衍的《考验》则从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说到官僚主义作风,进而指出,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考验》中严肃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9),以彰显作品的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等在此类研究中,社会背景成为作品解读的重要参照,甚至是重要的价值尺度.对于某些“背景”明显的作品,则以“时代特色鲜明”予以肯定,而对于某些“背景”不甚清晰的作品,则要通过蛛丝马迹挖掘“背景”线索,使之清晰,然后结合社会背景对作品说三道四:对于被认为优秀的作品,倘若背景模糊,搜寻不出蛛丝马迹,就说明作品“背景”隐蔽是艺术性的表现,倘若认为作品不怎么样,或者说要贬低某部作品,则“背景”不清晰便是一个有力的依据.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指出,作品因背景不清晰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作品的缺憾所在.“背景”是阐释的依据,评价的尺度.如《骆驼祥子》的故事“背景”并不清晰,二十年代还是三十年代阐释者首先做足做好这方面的文章,根据各种线索故事进行推测,而在各种推测中,祥子第一次丢车这原本无所谓的描写就成为一个重要线索,研究者费尽心血考证作品写的是哪一次战争,以此推断祥子入城的年代,推断作品故事发生的年代,“年代”(即背景)确定后,再对照军阀混战的历史事实分析作品内容及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对作品的社会意义进行判断.文学社会学理论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对于强化文学的社会内涵、促使作家从社会层面把握社会、思考人生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促使文学研究走出狭窄的考据学思路,走上宽阔的道路,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复杂的存在,不仅有鲜明的社会学内容,还有丰富的非社会学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行为处事、生活态度、情感立场、思想倾向等,既受社会学诸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也受生理学诸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作为生命体验的文学也同生命个体一样,既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容,也包含丰富的自然性生命内容.人的喜怒哀乐有很多情况属于生命本体的表现,无法用社会学理论解释.创作的冲动、选题立意、艰苦的创作过程中的诸环节,有些也无法做出社会学阐释.因为在不少情况下,创作源于生命本能的发动,终于个体情感的宣泄,而非社会学的理智性的选择.柏拉图发现作家在创作时处于“迷狂”状态,厨川白村把创作解释为“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是“白日梦”,通过创作活动或者在创作过程中满足性的欲求,荣格强调“里比多”即“性本能或原欲力量”对于创作的作用,虽然他的“里比多”包含着远比弗洛伊德更为丰富的内容,但“个体生命的内驱动力”仍是主要的,巴金在创作中陪伴着笔下的人物大哭大笑,胡风认为创作是作家生命的燃烧等说法不同,都试图说明创作是作家生命的表现.虽然无法把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截然分开,也不能严格地区分哪些内容缘于自然生命,哪些源于社会生命,以及社会生命和自然生命在创作中谁主谁从、社会生命和自然生命对于创作而言谁优谁劣,但创作是社会生命和自然生命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如此,文学研究就不能取单一的标准、单一的角度和方法.用社会学理论解释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或许可以,但对于解释作家作品,单纯的社会学阐释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自然生命的内容,即从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的角度分析作品内容.研究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如此.因为新时期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到确立、人的自然生命得到应有的重视、非社会学内容诸如私人空间、个人情感、生活琐事和深层心理得到加强的时期,自然生命是作家创作发动和作品书写的重要内容.如王安忆的“三恋”、邓刚的《迷人的海》、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不仅大写“灵与肉”的冲突,而且大写人性,写生命本能,写原始,写潜意识和无意识.全面的“人学”内容须有全面的“人学”理论阐释.

或者说,对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可以另当别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清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家不敢流露社会学之外的思想意识,害怕表现人物个体性的生活和感情,使“人学”的生命内涵无法表现,批判包括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内的、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不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倾向,制定清规戒律,严格限制书写自然生命、展示私人空间、表现社会学倾向不太 明显的生活琐事,作家只能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做文章,导致文学作品非社会学内容缺乏,如写爱情也要灌注社会学内容,只能写政治思想制约下的爱情,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那年代的创作就没有非社会学生命流露,因为没有非社会学生命参与发动的创作、没有自然生命渗透的文学是不可能的,限制再严也有非社会学生命灌注.因为人不是机器,文学创作不是机械生产,限制严格,只能削弱、而不能消灭文本的非社会学生命内容,不能排除自然生命的参与,或者说,限制严格只能使非社会学生命在参与中拘谨和消极,在流露中隐蔽和含蓄,表现方式曲折委婉.如何其芳的《回答》、郭小川的《望星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苦闷和惆怅情绪的释放,《青春之歌》的很多内容是作家自我的表现,《林海雪原》渗透了对于战友的情感,而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西苑草》等五十年代中期的许多创作,也都包含着丰富的非社会学生命内容.没有非社会学生命参与的创作不是完美的创作.就此而言,即使对于五六十年代文学,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无法做出切合实际的说明,无法做出深切到位的评价.那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自不必说,独尊社会学理论观念,存在严重的偏移和忽视,即使新时期的某些文学史著作,面对“人学”内容相对单调的五六十年代文学,也只是运用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因而存在内涵阐释不到位、思想发掘不深入、意义解读肤浅、史学评价简单等弊病,存在文学史写作程式化、简单化、表面化、概念化等弊病.

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批评和研究实践中.也就是说,局限并非或者不全是社会学理论本身造成的,而是源于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及其应用――在批评和研究实践中对这一理论做了普泛化理解和简单化操作.即将社会学理论和价值尺度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研究,对各类研究对象及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和层面都做出社会学的分析.任何理论都具有限定性和局限性,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在将社会学理论普泛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牵强附会的情况:一个标准论古今,一把尺子量天下.对于那些社会学内容丰富、倾向性鲜明的创作,做出社会学阐述固无不可,而对于社会学内容相对单薄、并非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握社会、看取人生的创作,或者并非只从社会学角度把握社会、看取人生的创作,单用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削足适履.

但比较起来,社会学研究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将其简单化.文学社会学的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军事、文化、风俗、民情等,而在实际的理解和运用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将社会学内容简化为政治学.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学内容等同于政治倾向,社会背景实际上成了政治背景,其价值标准则是政治标准,并且政治标准君临一切,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很多艺术性不高、但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作品(如周扬主编的《人民文艺丛书》、如马烽的《登记》等)被视为优秀之作,甚至作为精品范本推荐学习,而很多艺术水准甚高、思想健康但政治色彩不鲜明、跟政治形势不很紧的作品却遭受批判,甚至被视为毒草予以否定,《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许多表现爱情、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便经历了这般命运.有些作品的社会内容及其思想倾向因为不符合某些人的政治意图就被视为反动而受到批判,如《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等,而一些紧跟政治运动、图解政治和政策的作品如《春华秋实》、《红旗歌谣》、“大跃进”期间的剧作、六十年代反映阶级斗争主题的创作、某些配合政治宣传的作品等则被视为优秀作品风光无限.还有另外的情况,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但因为某些局部描写与意识形态不甚一致,学术界在肯定一致性描写的基础上又指令作家进行一而再的修改,使之符合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如《青春之歌》增加林道静去乡村锻炼的描写,以便与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指示相吻合,其作品便因政治图解而失却光泽.这些都是社会政治学文学批评的结果,也都昭示着社会政治学批评的局限.六十年代按照这样的批评标准和研究思路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新中国以来的文学作社会政治学、或者社会政治学框架以内的研究,属于历史的局限,这且不说,新时期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文学语境虽然已经得到改善,史学标准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明显地偏向政治学,但对于作家作品的筛选,对于某些文本的内涵分析、意义阐释和史学评价,对于某些作品的肯定和保留性意见都残存着五六十年的痕迹.较为突出的表现是:较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作家作品的社会学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只用很少的文字分析语言形式和艺术特点,审美分析的弱化使得一些艺术性不高、政治色彩鲜明的作品如“大跃进”民歌在某些文学史中仍占一定篇幅,且肯定性批评居多.而在肯定性意见中,社会意义、时代政治色彩仍是重要的价码.如有的文学史认为:“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奋发图强的精神和巨大干劲,必然要通过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表现出来.‘大跃进’初期的新民歌,就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干劲的比较真切而生动地反映.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各地农村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个体农民所意想不到的种种奇迹,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正是这种组织起来向自然进军的实践,激发了劳动人民的诗的热情.他们歌颂集体的劳动,歌颂劳动的集体,歌颂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歌颂指引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即使是情歌(民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都贯穿着这种新的时代精神.”(10)而近些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某些曾经产生过显赫影响的作家作品受到猛烈抨击,如视杨朔为“侍臣文人”,对其创作予以否定,则从相反的角度说明,社会政治学尺度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因为对于杨朔的否定也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的――说他的作品粉饰了时代黑暗,掩盖了社会矛盾,回避了严酷的社会问题等等,便是突出的表现.


政治学固然是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但把社会学简化为政治学,就会对学术文化发展和文学研究造成严重的限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诸如价值错位,标准单一,思维狭窄,批评方式模式化,批评语言雷同化,逻辑思路简单化,文学史书写程式化等大都是社会政治学作用的结果.社会政治学研究一统天下,文学研究成为社会政治学分析、评价、定性,不仅作品的艺术特色、美学内涵、艺术价值、艺术境界得不到应有的挖掘和彰显,而且其社会学内容、历史学意义也得不到准确的阐释,更不要说非社会学内容、自然生命书写!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社会政治学理论影响下,文学的政治特征得到突出加强,被要求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文学创作出现“赶任务”、图解政策、写中心、以及用社会政治学理论净化主体心理意识、抽空人物的生命内涵等极端的创作口号及其理论导向.作家在极端的理论指导下艰难写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品大量出现,人物是缺少血肉的脸谱化的政治学符号,情节是违悖情理的编造.不仅文学的审美特性受到极大影响,而且社会学内容也被清空.社会政治学理论推波助澜,误导作家创作,损害文学发展,也严重地影响了当代学术文化的健康和建设.这是沉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再影响我们的文学研究!

注 释:

(1)(2)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2、4页.

(3)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第137页.

(4)鲁迅:《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厦门大学中文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第197页.

(5)鲁迅:《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同前,第291页.

(6)曹顺庆:《重写文学概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页.

(7)郑铁生:《刘心武“红学”质疑序言(2)》,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4页.

(8)电视台“百家讲坛”,《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之薛宝钗选秀之谜》

(9)(10)郭志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0、82页.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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