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百年历程》（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笔者以乔治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简史》、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为重点评述对象,回顾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艰难历程与辉煌实绩.如果说追溯这段学术史是为了有所借鉴的话,那么,要切实推进我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还必须对当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予以审视,以便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策略.为此,我们不妨按照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把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大致分为六个层面,即重要批评家研究、批评流派或思潮研究、专题批评史研究、断代批评史研究、国别批评史研究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从而有助于我们将这一研究课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将在这一构架内获得定位.
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论题.一方面,近二十年来,随着规模空前的译介活动,西方文学理论不仅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而且对它的研究也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当下的“显学”.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我们不得不有所取舍,才有可能在这样一篇文章中对此作出概括.因此,本文只能暂且将那些普及性教材和散见于学术刊物上的大量论文束之高阁,而集中评述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专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那些优秀论文有所怠慢,恰恰相反,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往往是多少粗制滥造的“编著”也无法比拟的.只是由于诸多方面的限制,我们才不能不有所割爱.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的这一评述将不可避免地对某些著作加以褒贬的话,那不过是把它们作为例证来说明我们的研究现状,并不意味着对这些个案作出了面面俱到的评价.换言之,本文无意于对我国当下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盘点,而只是试图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对此加以评述.倘若本文能为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一些新的选题,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一
不言而喻,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理应是对那些重要批评家展开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的：“在批评中,至关重要的是个人的创见,而不是集体的思潮,绝不应该把批评家仅仅视为思潮的‘实例’.”因为卓越的批评家往往具有独特的学术个性,他们谈论着自己的感受体会,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见解,又以种种新颖的方式建构成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严谨、扎实的批评史研究理应从这些个案研究开始做起.
在这方面,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张杰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漓江出版社,1992）、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沈华柱的《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陆扬的《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尚杰的《德里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肖锦龙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汪民安的《罗兰巴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柴焰的《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罗婷的《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支宇的《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刘燕的《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徐敏的《文学与资本主义――戈德曼文学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代显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
可见,当下国内学术界所重视的主要是那些20世纪最有影响的批评家,而上述研究成果中也确实不乏资料丰赡、见解精辟的力作,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诸多批评家的认识.以巴赫金研究为例,这是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一个课题.从现已出版的有关专著看,尽管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却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巴赫金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举凡巴赫金所涉略的各种理论问题,诸如“复调小说”、“狂欢化”、“对话理论”,以及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等文学体裁的沿革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阐发与评价.可以说,当下学术界对巴赫金的探索热情,不仅丝毫不亚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俄国革命主义批评家的接受,而且也与西方学者的研究进程保持了同步.同样,对德里达、詹姆逊、伊格尔顿和克里斯特瓦等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的西方批评家,相关研究也作了及时而准确的评述.
然而,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不久,因而空白和缺憾便在所难免.对于20世纪许多重要批评家,诸如理查兹、燕卜荪、利维斯、威廉斯、欧文白璧德、兰色姆、布鲁克斯、维姆萨特、特里林、弗莱、布鲁姆、希利斯米勒、罗曼英加登、奥尔巴赫、卢卡契、本雅明、萨特、布朗肖、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等人,我们依然缺乏系统的个案研究.更不用说对于像约翰逊、史雷格尔兄弟、谢林、柯勒律治、阿诺德、布拉德雷、圣勃夫、朗松、勃兰兑斯等传统批评家的专题研究,至今几乎仍然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正如任何宏观研究都应当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一样,要提升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在这些个案研究上狠下功夫.
毋庸讳言,在现已问世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若干严重的缺陷.例如,支宇的《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虽然被遴选为优秀的博士论文,但这一著作的缺憾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该著过于机械地肢解了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其二,由于作者本人对西方文学批评史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该著对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的评述不仅基本停留在单纯复述的水准上,而且轻描淡写地回避了对有关20世纪批评史的评价；其三,论及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理论,该著也是泛泛而论,勉强凑数.同样,尽管汪民安的《罗兰巴特》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这位法国批评大师的专著,但由于缺乏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该著也大抵流于一般介绍,理论剖析有所不足.因此,即使是那些业已做过的课题,也不是没有可以重新研究的余地.由此看来,要切实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
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便是要对一些重要的批评流派或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评价.由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各种新流派新思潮纷至沓来,因而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方面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荦荦大者,有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张冰的《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罗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丛书”是近年来最具雄心、最具规模的系列研究著作.正如主编王岳川在丛书“总序”中所言：“编写这套20世纪西方文论丛书,收入当今世界十余种最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流派,旨在为全面了解20世纪西方文论思想提供一批具有独到视域的学术著作.丛书强调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者的眼光重新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现象,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目前已面世的总共有9部著作,包括马驰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1998）、陆扬的《精神分析文论》（1998）、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1999）、王岳川的《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1999）、李钧的《存在主义文论》（2000）、金元浦的《接受反应文论》（1998）、方生的《后结构主义文论》（1999）、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1998）和王岳川的《后殖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999）.虽说并非所有著作都具有“独到视域”,也难以达到“全面了解”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目标,但却不能否认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然而,审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盲点和缺憾依然不容掩饰.比如,尽管对结构主义批评的介绍性文章并不少见,但国内学术界至今仍缺乏一部像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75）那样的研究性专著.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此虽有所涉及,但毕竟着墨不多,难以对这一批评流派作出较全面的评述.此外,有关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有关日内瓦学派、有关德国的罗曼语语文学研究、有关英国的利维斯及其《细察》集团、有关美国的芝加哥新亚理斯多德学派、有关“耶鲁”的解构批评,我们也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当然,正如对重要批评家的研究一样,对批评流派或思潮研究方面的现有成果也未尝不可推陈出新,重新再做.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屡见不鲜的事,何况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更需要有勇于超越前人、勇于不断探索的胆识.举例来说,赵毅衡的《新批评》已出版二十年了,虽然当初在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面开风气之先,但从今天来看,无论在理论视域、文献资料、撰写体例和具体评价上,该书都存在不少缺憾.我们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在借鉴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这一批评流派加以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在研究方法上,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对于那些打着共同旗号的批评家,韦勒克也从不作笼统的论断,而是充分关注每位批评家的个人建树.在他看来,尽管新批评派具有共同的特征,但组成这支同盟军的成员之间在文学见解上远不是协调一致的,他们时常持有极为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观点.因此,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中,他对每一位新批评派的成员都用专章作了处理,深入评价了他们各自的理论见解.同样,在撰写“俄国形式主义”一章时,韦勒克首先概述了它的历史和基本倾向,然后则分别论述了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等主要代表人物.韦勒克强调,为了准确描述俄国形式主义的学说,必须对这些主要人物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他们事实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背景、气质和学识.而在当下中国,由于治学上的粗放作风,我们却往往想当然地把那些批评流派中的成员混为一谈.因此,如何使批评流派的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这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
应当说,所谓“专题批评史研究”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课题,与其用三言两语来加以概括,不如以具体实例来予以说明.正如我们所知,隐喻和象征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因而也是为历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而法国批评家托多罗夫的《象征理论》（1977）,正是对象征理论的演变史所作的系统梳理,不仅评述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浪漫主义时期象征理论的发展,而且还着重讨论了弗洛伊德、索绪尔、罗曼雅各布森著作中涉及的象征问题.从我们特定的角度来看,这部《象征理论》便可算做是一项专题批评史研究.
同样,张沛的《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也可以被纳入专题批评史研究的范畴.该著主要评述了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并分别从修辞学、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相关著述中,这无疑是一部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说理透彻的优秀著作.如果说该著对大量中西文献的分析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力的话,那么,从更高的标准来看,美中不足就在于它的理论阐述与批评实践联系不够紧密,也忽视了新批评派在隐喻理论方面的建树.倘若能够更多地将理论问题的探讨与对诗歌文本的解读结合起来,定会给这一研究成果增色不少.
我们也可以把小说批评史、诗歌批评史、悲剧批评史或喜剧批评史纳入专题批评史研究的范畴,甚至还可以将有关文学史观的学术史探讨划归这一研究层面.例如,殷企平、高奋、童燕萍合著的《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和程锡麟、王晓路合著的《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前一著作的某些章节写得过于粗糙,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因而不能不使该书的整体价值受到损害.而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则对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文学史观的演变进行了探讨.
倘若进一步扩大,我们也可以把莎士比亚批评史、弥尔顿批评史、巴尔扎克批评史、福楼拜批评史、托尔斯泰批评史、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史等,都划入专题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虽然推崇莎士比亚,但直到今天才有了第一部国内学者撰写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专著.可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功底,谈瀛洲的《莎评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几乎不能不流于简单的罗列,与其说是一部专题批评史,倒更像是一部资料汇编.我们理应认识到,莎士比亚评论是近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晴雨表和试金石.自17世纪以来,它随时代的变迁而几经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反映了西方文学批评所经历的嬗变与发展.与此同时,历代批评家也往往借谈论莎士比亚来阐发自己的文学见解.因此,研究莎评史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深化我们对这位伟大的英国戏剧家的认识,也在于启发我们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换言& #20043;,一部成功的莎评史,不仅要评述历代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也应当将它置于近代文学批评史总体背景中去加以考察.事实上,我们不仅应当写出更好的莎评史著作,而且还应该逐步推出莎士比亚悲剧批评史、莎士比亚喜剧批评史,乃至莎士比亚诗歌批评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专题批评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四
为了行文方便,让我们把断代批评史研究与国别批评史研究放在一起来加以讨论.因为这虽然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类,但两者之间又时常发生重叠或交叉,一部断代批评史往往同时也是一部国别批评史.最典型的范例,要数文伯利奇所著的《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1988）一书.该著共13章,逐一评述了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派、芝加哥学派、纽约批评家、神话批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解构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黑人批评,60年代至80年代的左派批评,从而为我们描述了这一时期美国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倘若换一个角度看,那么,这部断代批评史与上述批评流派的研究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它涵盖了美国半个世纪的诸多批评流派而已.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除了乔治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1900－1904）之外,早期批评史家不仅多半致力于断代批评史研究,而且在厚古薄今风气的影响下,研究范围也大多集中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例如,斯宾加恩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史》（1899）、鲍德温的《古代修辞学与诗学》（1924）、《中世纪修辞学与诗学》（1928）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与实践》（1939）、阿特金斯的《古代文学批评》（1934）,清晰表明了早期批评史研究的兴趣所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1953）为标志,西方学者才将重心转移到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上来.与此同时,国别批评史研究也方兴未艾,大大促进了整个学科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相形之下,无论是断代批评史研究还是国别批评史研究,我们还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部研究古希腊罗马诗学的专著,也缺乏一部专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的著作.倒是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以丰赡的资料和平实的论述为我们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如果考虑到该书搜寻这些资料是何等艰难,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的探索勇气.同样,我们也缺乏一部像《镜与灯》那样的研究浪漫主义批评的专著.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诗学标志着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此后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是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诗学的混合体.尽管许多新学说（如语义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对它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无论现代批评取得了怎样的突破和创新,它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深深植根于浪漫主义时期.不过,或许正是由于有了《镜与灯》和《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卷这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才使后来的研究者望而却步.
而在国别批评史研究方面,我们至今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著作,其中,包括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刘宁、程正民合著的《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以及汪介之、陈建华合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等.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部较为系统的英国文学批评史、法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批评史或意大利文学批评史.而历史上,这些国家的文学批评都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理应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此,我们有必要来谈谈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一书.毫无疑问,作为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美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该著是以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而见长的,加上作者文笔流畅,也大大增强了它的可读性.然而,尽管该著毫无遗漏地评述了迄止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史,但它的缺憾也是毋庸讳言的.或许是受到篇幅方面的限制,或许是由于作者过分看重了可读性,该著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往往三言两语,浅尝辄止.其结果,固然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批评史方面的知识,却难以真正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由此也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研究批评史的意义是什么?显然,批评史研究不应该满足于泛泛介绍历史上各家各派的兴衰更替,而应当通过对批评史的追溯,深入辨析各种重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问题,使读者在理论修养方面有所收获.因此,它不应当是一项纯粹介绍性或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文学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其目的是为了引导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
五
不言而喻,中国学者从事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有所借鉴,从而繁荣我们的批评事业.因此,这就必然会涉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这一课题.在这方面,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力作.该著虽然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诗论,但却用西方文学批评的眼光加以阐发.尽管有论者批评该著未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真髓,颇有生搬硬套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著英文版于1975年问世以来,便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同样,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最初也是用英文写成的,而后才翻译成中文.该书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文学阐释学问题,其新颖的理论视角和独特的解读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
的确,正如当年钱钟书先生所言,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如果说最初的一批研究成果还显得较为稚嫩的话,那么,如今我们在这一研究领域则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中西比较诗学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意识,不仅从事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者热衷于谈论比较研究,就是专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也纷纷参与其中.由此带来的结果,一方面使中西比较诗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也使得梳理工作变得极为困难.限于手头的资料,我们无法在此对这一研究情况进行总体评价,只想就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谈几点意见.
按照通常的分类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之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似乎显得更扎实、更可观.例如,罗钢的《历史汇流中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赖干坚的《中国现当代文论与外国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也就同一课题作了梳理和评价.如果说这些研究还显得较为宏观的话,那么,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就以详尽的文献资料,追溯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巴赫金的译介、研究和接受情况.汪介之的《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更是一部功底扎实、言之有据的比较诗学方面的力作,详细梳理了俄国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至于所谓“阐发研究”,其实难以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别.显而易见,比较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性质（即各国文学批评之间有无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所作的区分,而阐发研究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无论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将运用这一方法.换š 28;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由于分属不同的话语系统,因而需要相互阐发的话,那么,探讨西方文学批评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影响,由于面临不同的接受语境,也存在一个如何加以阐发的问题.举例来说,不仅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涉及阐发研究,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也灵活自如地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
从长远看,要提升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总体水准,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简单比附,最根本的还在于切实提高研究者自身的文学理论修养,深入认识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的各自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诗学研究的界限并不来自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是受制于研究主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倘若没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没有对中西文论经典的深切了解,那么,要提高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水平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虽然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最高一个层面,但它的发展却取决于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其余五个层面的实绩.总之,唯心史观有夯实基础,我们才可能指望这一研究课题的光辉前景.
注释：
（1）（3）（4）（5）R.Wellek,AHistoryofModernCritici,vol.5,YaleUniversityPress,1986,第14页,第146页,第318页,第5页.
（2）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丛书”总序》,见《后殖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6）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见《读书》1981年第10期,第135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