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对朱光潜的研究有一种偏向：将朱光潜的美学视作纯艺术论,认为他是克罗齐非功利美学的中国代表.我认为这样的观察与认识不够深入细致,只有将朱光潜对人生的思考与对美学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才能显露真山真水.其实,朱光潜讨论艺术的特征,创造的却是人生美学,其形成有着独特的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批评意义.
一
朱光潜人生美学认为没有脱离人生的艺术,也没有脱离艺术的人生,人生活动应当以指向审美的存在去提升品格.朱光潜实质上是将艺术放在人生的大背景下来解析,也将人生放置在艺术的维度上加以肯定.朱光潜指出：“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朱光潜完成了这样的逻辑推演：一方面,从人生到情趣,从情趣到艺术,艺术离不开情趣,就是离不开人生.另一方面,从艺术到情趣,从情趣到人生,人生离不开情趣,就是离不开艺术.人生与艺术之间,通过情趣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相互生发.结果,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使人能够“怡情养性”,净化人心,达到具有较高情趣与品味的目的.在朱光潜看来,这就创造了新人：追求自由,不受限制,充满创造的活力与勇气,并且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界；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人生,将是趋向合理与健康的社会人生.艺术能够使人生得到提升的具体途径是：
其一,要免俗.“俗”“无非是象蛆钻粪似地求温饱,不能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的企求；总而言之,‘俗’无非就是缺乏美感的修养.”人在社会中受各种利益的诱惑、驱使,深陷其中,所以堕落了,庸俗了,由此产生了人的平庸化与生命的干枯,作用于社会,则使社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缺乏向上的活力与创造精神.朱光潜说：“社会上多一个讲政治经济的人,便是多一个借党忙官的人；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于腐浊.现在一般借党忙官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以及冒牌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给人的印象只要一句话就说尽了――‘俗不可耐’.”成为俗人,就是失去了做人的本色.免俗就是要超越功利,“先把人的质料变好”,“把一切自私的动机痛痛快快地斩除干净,好好地在国家民族的大前提上做工夫.”叫人免俗,不是叫人脱离社会人生,而是叫人以社会人生的最高利益为准的来设计个体自我,从而以一个免俗的个体再去投身社会人生,既实现了自我修养的优雅目标,又服务了改造社会人生的终极目标.
其二,情趣化.情趣化要达到人的“宏远的眼光与豁达的胸襟”的养成.朱光潜认为获得情趣是在玩味一首诗、一幅画或是一片自然风景的时候,那时美感产生了,再将这种美感的态度推到人生世相中去,也就使得人生艺术化了.情趣化是在快感与美感之间选择后者.快感是实用需要的满足,引起的只是生理的反应；美感是“无所为而为”的,没有占有欲.在美感的状态中,人的情趣活泼了、生动了,“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对于我而言,超越了生理的限制,人的感官获得了解放,能够在一个宽广的空间里展开丰富的精神活动：对于物而言,物的千姿百态,进入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拥有了丰富自我的机会.人的情趣化,其实是生命的一种生长,由心灵长出趣味、情意、闲适、悠然、悲欢等等.“免俗”就是避免“占有欲”,转向情趣化,人才有脱胎换骨的提升,心旷神怡,忘怀一切,俯仰自如,与自然同乐而叫自己欢乐.
其三,理想化.“所谓艺术化,就是人情化和理想化.”朱光潜认为：人在世俗化中所失去的精神高度与高尚人格,可于理想化的状态中恢复与达到.理想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幻想带来的是无限,无限给人以精神满足,所以,理想化能够使得人生艺术化.“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缰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这里的“避风息凉”就是“消遣”,就是领略到了趣味,人的生命也就在另一个空间里获得了充实与拓展.“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它在使人到处都可以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艺术给人的理想境界,是对世俗的一种批判性否定,建立了与世俗相对立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使得功利性的生存原则失去了对人的全面支配.带着在理想境界中培养的生命活力进入人世,就使人世获得了清纯的源头活水,变得不那么黑暗,不那么混浊了.从本质上说,理想化不是逃避人生,而是去聚集力量,创造一种新的人生.
其四,改造社会.朱光潜认为社会到了污浊不堪的境地,必须用个人力量来改造它.朱光潜说：“我们的目的既在改造社会,便不能与世隔绝.所以于读书作工之暇,如休假日,要去和邻近的居民结朋友,极力诱导他们组织团体谋公众利益.有时还可举行通俗演讲,灌输科学常识和政治常识,使他们特别注意公共卫生,明了国家组织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社会改造计划出现在朱光潜身上,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与形成是重要的,朱光潜的人生美学实际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美学.在期望通过培养人的情趣,提高人的品质来改造社会外,朱光潜也主张用理性启蒙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二者合用,收到更全面的效果.
朱光潜认为社会改造就像艺术创造一样：“艺术家运用心灵的综合,逐渐把它们理出一个秩序来,创出一个形式来,于是才有艺术作品,――一篇文章,一幅画或是一座像.推广一点说,一切人工设施,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合理的生活,都是一种艺术,都是从紊乱中所挣扎出来的秩序.”不仅是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人生美化,艺术的创作方式也成为社会变革的参照方式,向艺术学习,是朱光潜为社会人生所设计的课程之一.
所以,朱光潜研究的不仅是如何审美的问题,而且也是审美如何使人成为人的问题,朱光潜的美学是叫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它是一个活的思想体系,试图解答文化传统、所处时代所提出的急迫问题.
二
朱光潜何以会建立人生美学呢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生成上勘破真相.
从学术经历看,朱光潜谈得较早的是教育及心理学问题.早在完成重要美学著述前的1921年到1926年间研究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及其他心理学派,怎样改造学术界、智力测验法、私人创校计划、英文教学法及如何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等,其中核心就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及如何去改造现实人生.基于“许多人在青年时都很纯洁,到了壮年时代在社会做事,才改头换面”,他主张要从此地、此时、此身做起去改造社会,“组织社会的分子全体要个个人去出一份力,个个 人要设法使社会行为有意识,有理性.”他的社会改造途径是通过教育来实施,“大学的任务不仅在造就专门人材,还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重视教育,为朱光潜进一步重视美学提供了先期的理论前提,使得他的美学研究成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超脱现实”是朱光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是“在精神界求慰安”,与现实进行斗争.朱光潜认为“美术”有这样的功能,使人获得美感,领略自然之美,获得自在之乐.从积极方面看,“美术”让人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作准备；从消极方面看,使个人保持乐观热情的心境,能够抵抗现实的压力.他希望用“精神上的至乐”“来救济众生”.朱光潜接受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又将这种思想落实在具体的美学研究中.早期的朱光潜是先教育后美学,美学依附于教育,而非教育依附于美学.这形成的是一种教育美学,教育是为改造现实人生服务的,美学也成为改造现实人生的“工具”.朱光潜是以美学家名世的,但他是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美学的,他又是一名教育家.他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
朱光潜先后四次给青年写信,1926年的《给青年的十二信》,帮助青年进行人生分析,进而确立人生态度.1932年的《谈美》,谈的是如何审美,实际上对青年拥有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具有重要启示.1942年的《谈修养》接着《给青年的十二信》来写,谈心理病态、处群、恻隐之心等等,表面上认为自己不是在做“建国万年大业”的工作,其实期望能够使“读者的晶莹心灵”“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影”,这样一来,“精神不灭”,收效当然不小.1979年,他又写了《谈美书简》,谈的是美学研究,其实谈的还是“人生态度”：“谈美,我得从人谈起.”这与如何做人有关.我总认为,一切与教育紧密相关的思想,决不可能是脱离人生的思想体系.教育的本质,就是教会人如何以人的姿态与方式进入生活,并有益于生活,因此,人的如何发展与社会的如何发展,是教育所深切关注的根本问题.一切以教育为己任的人物,决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人物.教育是通过启蒙来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以教育为目标的美学,当然也是通过启蒙与人格修养来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介入的.
从人生经历看,抗战前的朱光潜谈得较多的是如何才能审美,而如何才能审美又表现为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生活,通过这种超越来达到审美目的.进入抗战,他的话题有所变化,集中在强调如何通过个人的活动来实现民族战争的胜利.“现在要抬高国家民族的地位,我们每个人必须培养健全的身体、优良的品格、高深的学术和熟练的技能,把自己造成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分子.”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变化：先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要替个人谋出路,必须先替国家民族谋出路.”接着,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第一位,再谈个人修养应体现出对于国家民族的作用.朱光潜的人生命题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除懒,提倡奋斗的精神；强调青年应当有勇气与责任去面对战时危难；探讨人如何处群,回到社会本位；辨识羞恶之心,与国难相连,借此明白爱国的重要性与激发爱国的热情.
在抗战前,朱光潜谈得最多的是心灵问题,此时,朱光潜更多地讨论到了生命力的问题.朱光潜陈述了思想变化：“这二十年来,我常在观察中国社会而推求它的腐化的根本原因,愈观察,愈推求,我愈察觉到身体对于精神的影响之伟大.”他认为缺乏强健的身体与生命力,敌人打进来,只能当汉奸,或做缩头乌龟.他一反常态,主张慢些谈学问、谈政治、谈道德,第一要务就是强健身体.他认为精神病症中的懒,源自体格上的弱,“精神上的破产毕竟是起于体格的破产”.恢复体格的健壮,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这种身体救国的设想,也许不切实际,可为了应对民族危难,朱光潜正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法.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中,朱光潜创建的是一种基于身体之上的“奋斗美学”.
“生命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一个士兵作战,一个学者探讨学术,或是一个普通公民勇于尽自己的职责,向一切众恶引诱说一个坚决的‘不！’字,都要有奋斗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就是生命力的表现.中国民族在体格方面太衰弱,所以缺乏奋斗所必需的生活力,所以懒,所以学问落后,事业废弛,道德崩溃,经济破产,事事都不如人.”
朱光潜的美学体现了它与时代的一致性,提倡奋斗就是为抗战积聚战斗力.他的“奋斗美学”包括“生命是需要流动变化而厌恶单调板滞的”；游戏与娱乐显示了民族的生命力,大胆地唱歌奏乐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多学几种游戏,多唱几种歌曲,多去驰马试剑,才能培养民族的生命力.他要抛弃“儒雅严肃的面孔”,去过痛痛快快的“自然人的生活”.抗战带给朱光潜的是潜藏于他心中的那种关注世俗生活的思想的复苏.由此可证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不是那种纯粹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美学,在常态下,它希望以超越的态度改造社会,到了非常态的情况下,它就以直接的介入方式来改造社会.在抗战前,美学是朱光潜改造社会的一种软武器,在抗战中,则成为了一种硬武器.他对美学进行了扩充,社会需要成为了美学需要,美学研究成为了社会研究.
三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经历了儒道同行基础上的从道到儒的微妙变迁.他是先道后儒,再发展到援道入儒,儒道合成,以儒为本,以道为用.这样的“儒道互补”对其人生美学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使得他养成了人世的心态,道家思想使他养成了批判社会的眼光,儒与道相反相成,共同成为朱光潜人生美学的思想基础与营养.
曾有学者认为：每当朱光潜运用克罗齐思想而与道家发生冲突时,朱光潜选择的不是克罗齐而是道家.因此,朱光潜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道家思想之木,创建的是道家式的美学思想体系.这有符合事实的一面.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偏重谈论人生与艺术的距离,强调文艺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脱,虽然没有隔断文艺与道德的关联,可立论的主要目标是确立文学的独立性,显示了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朱光潜自己想做一个“魏晋人”,追求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静观默赏等,也是一个证明.
但我不这样看.朱光潜否定了这样的结论：“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儒家思想不仅是朱光潜后期的思想特征,同样也是早期思想的特征之一.在他用道家思想来解释美学时,他可能正是以儒家思想为本色的.Ĕ 04;如早期的《无言之美》,在理解“美术”的作用时肯定了“超现实”的重要性,这近道家思想,可是却以孔子的“予欲无言”开篇,讨论“无言之美”.朱光潜不是从后期开始体现儒家思想的,在早期,这一倾向可能淡些,藏得深些：到了中期,有所抬头而直露了；至后期,已达到了十分自觉的坚守程度.朱光潜与儒家思想的关联远比人们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
朱光潜在中期直露儒家思想与抗战对应,他从早期主要赞赏陶渊明等魏晋人物转向赞赏孔子,特别赞扬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吾与点也”的选择,认为“古代儒家也并不提倡不近人情的枯燥生活”.孔子成为恢复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在谈修养时提倡奋斗精神,以孔孟为榜样,主张有志者“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而改造社会,倡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力精神,否定“隐者”行为.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艰毅宏远,成为朱光潜号召青年人学习与实践的境界.
在早期,朱光潜主要是依据道家思想来谈对于人生的超越：到中期,他开始结合时代现实,本着儒家思想探讨艺术如何直接地作用人生.正是有了中期的儒家思想的铺垫,到了50年代,朱光潜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直接地从道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显得有点突兀,而从道到儒,再从儒家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却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朱光潜为什么在检讨自己的思想时强调受到儒家影响,我认为有两个解释：其一,这是事实,至少就主要部分言是事实.其二,自陈受到儒家影响,远比受到道家影响更切合当时的形势与需要.儒家比道家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入世倾向,舍近而求远,不利于朱光潜与那个特定的时代建立内在的思想联系,不利于他自己转换角色与立场.
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强调丰富而能够自由生发的文化思想是文学发展的基础,代表了京派的文学主张.他先后评价了沈从文、废名、戴望舒、芦焚、周作人、徐志摩、李健吾等.他的文学批评,体现了人生美学的思想倾向,既与趣味主义相区别,又与左翼批评相冲突,依据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肯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坚持严肃认真的价值取向,在入世与出世的结合中,叙述对于文学的意见.他的批评总纲是：“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联,以为文艺既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的改善工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传,所以一个文艺工作者可以自封在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朱光潜所做的工作是试图融合二者.他曾就文坛现状开列了几大病状：在创作方面是侦探故事、描写、黑幕描写、风花雪月的滥调、口号教条,在作者方面是无病与装腔作势、憨皮臭脸与油腔滑调、摇旗呐喊与党同伐异、道家冬烘与说教劝善、涂脂抹粉与卖弄.朱光潜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它是不健全的文艺观；又反对“文以载道”,认为它限制了文学的自由表现.他不愿滑入功利主义的泥坑,反对“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所宣传的主张.”朱光潜指出古代的“文以载道”、现代的“口号教条文学”,已经悖离艺术特性,收不到预期效果.但他同样对脱离严肃人生的感伤与趣味主义保持极高的警惕性,绝对不会为了文学的艺术性而牺牲文学的人生内涵.
朱光潜反对包括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及世纪末的文学倾向的感伤文学.在论及与巴金有关的“眼泪文学”时,认为利用人类的哀怜癖、爱流泪来创作“眼泪文学”以迎合读者,只能满足读者的快感而没有达到美感的高度,也没有表现出丰富而深刻的人类情思,实际上缺乏人性深度.他指出要想赚取人的眼泪是容易的,要想感动人的心灵是困难的,主张“作者少流一些眼泪,或许可以多写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读者们少流一些眼泪,也或许可以欣赏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
朱光潜对流行的小品文持有异议,不客气地说自己看腻了“小品文”,认为“我并不敢菲薄晚明小品,但是平心而论,我实在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胜过别朝的小品文的地方等我尤其不相信袁中郎的杂记比得上柳子厚,书信比得上苏东坡.”朱光潜认为将少数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一种风气,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来说未必是恰当的.他认为晚明小品只可聊备一格,不可成为文章正轨.朱光潜担心宣传晚明小品,会使“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朱光潜用其人生美学的标准去衡量小品文时,认为小品文缺乏深广的人生内涵与宏远的人生目标,不能转而对社会人生发生直接与重大的作用.只因人们未能充分正视朱光潜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小品文的态度有区别,才往往将朱光潜与周作人等人的文学思想混为一谈.
朱光潜推崇的是伟大的文学,它是高度严肃的创造物,而非简单的幽默所能铸造.这就是应当放弃文学上的“窄路”而走“大路”.“窄路”是指19世纪以来纤巧而矫揉的西方文学、中国古代的李长吉与姜白石的文学、少数口胃过于精巧的文人所特嗜的文学,“大路”是指荷马和莎士比亚的文学、雅俗共赏并在民族文化中生根的文学.朱光潜明确表示“我们的趣味也是经过文人气习熏陶的,恐怕不足为凭.”这否定了包括小品文在内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的普遍性.朱光潜还倡导“大众文学”,这包括看重唱本、地方戏剧、鼓书、民间故事等.他重视“民间文艺所指示的方向”,看到了它在民族文化中的“根深蒂固”及对大众的巨大影响.朱光潜心中深藏的那个文学之梦,通过“大众文学”得到了清晰折射.从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现代新文学,这样的方向规定,与左翼批评相差无几.朱光潜由不满于左翼文学的功利化,发展到倡导与左翼相近的文学创作,不是迎合,而是沿着重人生的思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个境地.
朱光潜对于芦焚及萧军的评价,强烈体现了这一点.朱光潜说：“这两位新作家都以揭露边疆生活著称,对于受压迫者都有极丰富的同情,对于压迫者都有极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对于自然与人生,在愤慨之中仍都有几分诗人的把甘苦摆在一块咀嚼的超脱胸襟.但是他们在风格上有一个重要的异点,萧军在沉着之中有轻快,而芦焚却始终是沉着.”朱光潜没有因为作家描写生活的黑暗过于尖锐而具有批判性就否定这些作品,相反,他赞扬了深入表现广大生活的作品.联想到鲁迅及左翼批评家也十分推崇萧军,朱光潜的立场及态度更加值得玩味.朱光潜的人生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也结合现实而成为一种参与现实的力量.
我不是说朱光潜的批评已经与左翼批评没有区别了.朱光潜在强调文学应当与人生保持紧密联系时,仍然提醒注意这之间要经过审美的转化与提升,这就是“自然生发”：“人生好比土壤,文艺是这上面开的花,花的好坏有赖于土壤的肥瘠,但是花的生长是自然的生发,水到渠成,是怎样人生的观照就产生怎样文艺.”正是因为高度重视这个“自然生发”,并始终保持着,朱光潜终究不是左翼批评家.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逐步放弃“超脱”才得以实现的.但 就整个人生美学的创构及实践而言,他的“超脱”在开始就非试图斩断文学与人生的关联,而是寻求建立一种他所理解的关系,这里所包含的张力,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特性,也保持了艺术面向人生的开放.
《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第6页至7页,第47页,第57页,第6页.
以上未注为《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观》,《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4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l卷,第27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私人创校计划》,《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35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杜1993年版.
《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二)》,《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44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怎样改造学术界》,《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第23页,第31页.
《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9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第95页.
《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谈美书简》,《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4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以上为《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三)》,《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第447页.
参见《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四)》,《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至453页,第452页.
参见马利奥沙巴蒂尼《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读书》1981年第3期.
参见《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12页至1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4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理想的文艺刊物》,《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3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参见《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至193页,第184页.
《眼泪文学》,《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0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论小品文》,《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论小品文》,《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3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以上为《文学与民众》,《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谷〉和〈落日光〉》,《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自由主义与文艺》,《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8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
与艺术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