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开始于上一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世纪初直到70年代末,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多方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留下了诸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子展)、((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吴文祺)、《晚清小说史》(阿英)、《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等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的经典之作,整理出版了《近代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晚清文学丛钞》以及一些作家文集等重要研究资料,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客观地说,由于没有明晰而坚定的学科意识,相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显得单薄,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
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体系、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的“新时期”.短短3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检点、打量30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个阶段,以描绘近代文学学科逐渐开始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一、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到1988年近代文学研究学会的成立,是近代文学研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随后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中国社会开始了思想上的“破冰之旅”.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及,为学术研究营造了相对正常的氖围.近代文学研究开始挣脱“泛政治化”的牢笼,回到学术研究自身.同时,高考制度的恢复与不断完善,使人才培养机制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善.在近代文学领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培养基地,为近代文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一代代后续人才.
这一阶段对于近代文学学科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是学科共识的达成.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和《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的出版和发表,基本上确定了近代文学的疆域,完成了近代文学史的框架构建.1988年成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稍后,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以及其他近代文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是学科建设步入正轨的标志性事件,既意味着近代文学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也可以看作近代文学获得正式身份的证明,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争论,自此方算尘埃落定.
在恢复、重建过程中,近代文学研究收获了“新时期”第一批成果.其中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中国近代文学史》,时萌的《中国近代文学论稿》、《曾朴研究》,管林的《龚自珍研究》,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以及季镇淮、钱仲联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论文等,出手不凡,见识卓绝,显示出第一代研究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专业功力.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魏绍昌编辑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薛绥之、张俊才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料》,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等.
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文学史还是专著,包括资料的搜集整理,持论均较为拘谨,题材也相对集中,比如小说研究集中在“四大谴责小说”、诗文研究关注龚自珍、秋瑾等,显示出政治标准仍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研究者.不惟近代文学如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这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特征.
二、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阶段.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正常运作,使研究日渐系统化、规范化.以近代文学学会等为依托,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其中最成规模的是近代文学学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定期召开年会不仅可以总结学会工作,更为研究者交流、交换学科研究信息提供了平台.除定期会议外,还频繁举办不定期会议,在诸如“黄遵宪研究”、“刘鹗与《老残游记》”等专题下展开探讨,推动近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掘进、发展.2,随着研究队伍的成熟与日益壮大,一个年龄结构合理、学术个性鲜明的学术群体逐渐培育成熟,显示出近代文学既重学术传承又张扬学术个性的学科特色.这一阶段的研究主力多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陆续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较之前辈,他们以更加系统的知识背景,更加开放的学术眼光,更加泼辣的学术胆识,不断为近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3、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思想观念、文化形态、价值体系日益趋向丰富、多元,置身于一个更宽容也更强调个性色彩的学术氛围,研究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创作,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因而异常丰富而生动.
经过前一个十年的丰厚积累,加之上述诸种有利条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在专著、文学史、资料搜集与整理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文学史写作方面,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王飚等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卷)、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谢飘云的《中国近代散文史》、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和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
这一时期多部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版既是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学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回应.“重写”意味着以新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梳理文学史实.研究者在以开阔的视野整合所有文学史现象的过程中,开始体现了对近代文学的丰富性、整体性、与体系性的深切追求.而且得益于研究者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更新,文学史写作也开始突破“时代与作家作品”的传统写作模式,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文学史正由死板的“历史的堆积物”日益走向丰富与多元.
资料的搜集整理趋向体系化、系 统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吴趼人全集》、《李伯元全集》等的整理出版,都体现了这种趋向.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并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更是一项近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大型系统工程.
在学术论著方面,研究者既具有宏观学术把握能力,又学有专攻,集中展示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实力.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及其它学术论文,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近代翻译文学史》等,康保成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等著作都颇具影响.而马亚中、马卫中等的近代诗文研究,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徐中玉、郭豫适的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王杏根、曹旭对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文研究,裴效维的南社研究,袁凯声、李慈健等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在此期也引入瞩目.
考究此期的研究成果,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是研究者的学术胆识与视野,二是研究的整体性眼光.
(一)得益于开放、宽容的学术背景,研究者显示出非凡的学术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主要表现为对禁区的突破.对权威的质疑.对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资源的大胆借鉴,以西方理论返视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得出新的结论.如魏绍昌、范伯群、袁进等对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关爱和等对桐城派的研究、刘瑜、刘德隆等对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再审视等,都是对近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的研究禁区的突破,研究者无一不在做着“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以使过去被遮蔽的近代文学历史的丰富意蕴得以敞亮.研究者的学术胆识不仅体现在突破研究禁区,还体现在对权威的质疑与超越.秉持“回到原点、回到历史语境、回到文本”的原则,研究者对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由来已久的概念、说法提出质疑,并以自己言之有据的新见解,完成对权威的超越.比如对改良派的再认识,由此涉及文学标准问题,文学的灵魂是文学性或日审美性,以此相衡,则改良派文学、革命派文学、维新派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命名均不再有效.又如晚清小说研究,研究者日益实现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传统经典的超越,从多个角度解读晚清小说的丰富性.比如王德威把晚清文学、晚清小说纳入“现代性”这一大课题下进行研究,清理出世纪初的文学谱系,“挖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发人未发,独具特色.
另外,研究者还借鉴西方的理论话语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学,西方与中国的异质碰撞与阵痛带来的必然是极大的丰富.其中米列娜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较早用西方视角来阐释近代小说,以“促进对于晚清小说更为广阔的理解”,表现出作者试图沟通中西、融汇中西的努力.
(二)上一阶段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得到拓展和深化,成为文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整体性眼光日益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追求.
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首先是指,既注意把把近代文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宏阔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在广泛的联系与历史的纵深中考察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转换对文学的广泛影响,又注意仔细梳理文学内部不同文体诸如主题、语言、审美、叙事手法等要素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研究者日益突破传统较为单一的研究模式.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对象,以期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全面、客观的把握.左鹏军《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对中国戏剧近代转型的研究,始终围绕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展开,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戏剧走向、与戏剧诸方面变迁紧密相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则从“叙事”角度,论证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还体现在对新旧两派文学研究的统筹兼顾,研究格局日趋合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沿袭古典的文学在思想、形式、语言诸方面由渐次遭到怀疑到自我调整以求延存,终于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走向式微终结的过程,一是文学“新质”在传统文学中艰难孕育、蹒跚发展、终于云开日出的过程.旧派文学的研究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曾长期被置于历史的背阴处.进入90年代,研究界日益意识到,旧派文学不惟是文学“新质”得以孕育的“产床”,其本身亦和文学“新质”一样,构成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贯彻到研究中,就是对上述两个层面的研究并重,研究格局渐趋合理.
在第一个层面,对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常州词派等旧派文学的研究取得相当成绩,研究者在对流派、作家、作品考察之外,格外关注旧派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自我调适与更新.比如对桐城派的研究,无论是姚鼐等对桐城义法的坚守、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改造与背离、吴汝纶的复归,还是马其昶的挣扎,研究者在致力清理流派由盛而衰的线索时,不惟探讨、再现历史进程的真实样态．更力图揭示蕴涵在诸多文学现象之中的数代文人面对变动不居的时代不甘寂寞又进退失据的复杂心态.对同光体的研究,注意辨析在其“奇奥生新”的诗句中的时代风云之气,辨析他们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所进行的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肯定其对新文学革命与建设的启示作用.制度、文化的衰败决定了依附其上的旧派文学没落的必然,但一代代文人企望“延文化命脉于一线”的挣扎与努力仍让人为之动容.对历史“体贴的同情”显示了研究者日益冷静、成熟的研究心态,这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第二个层面,研究者致力予细致发掘、辨析、描摹在传统文学中萌生的文学“新质”的成长脉络.袁进对《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玉梨魂》、《广陵潮》等作品所做的诠释就是基于此种目的所作的努力之一.他指出《花月痕》塑造的“落拓文人”形象一直影响到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从古代士大夫的‘零余者’转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零余者’,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零余者’系列,《花月痕》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连接”,具有“超前意识”,《玉梨魂》提供的新因素则体现了小说发展的潮流,曾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龚喜平的《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等论文则在诗学概念与创作实践两方面梳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勾勒出中国新诗由探索、尝试到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清晰线索.
两 个层面的研究都注意到近代文学“新”“旧”纠缠、杂糅的总体特色,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过程就是新旧两派文学在有所张扬有所压抑之间完成嬗递、取合,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品格.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深化,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还体现在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在这一维度,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比如对苏曼殊、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界革命以及对桐城派、同光体等的研究,研究者都注重分析探究其在20史中的影响与意义.近代文学不仅是古代文学的收束,最关键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的现代化进程做了一个气宇不凡的开场,这样的论断渐成学界共识.在这些作者笔下,专业界限趋于模糊,跨学科研究备受青睐.学科疆域由模糊到清晰,再由清晰到模糊,这种变化是非常有意味的.
三、进入世纪之交,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路向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首先,“世纪之交、百年回眸”的话题为学术研究的检讨与总结提供了契机.检讨与总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经过两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酝酿,对同一论题往往有了系统、深入的体认.出现了集大成之作.比如鸳鸯蝴蝶派研究,在“众声喧哗”之后,此期范伯群推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由论而史,既意味着论题的相对成熟,也为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进入文学“正史”做了充分的铺垫,又如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题目下,由《中国小说观念的变革》、《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等到《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完成了对中国近代文学“近代化”进程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2、研究者个人学术道路的总结.比如关爱和继20世纪90年代陆续推出《从古典走向现代――论历史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悲壮的沉落》、《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等著作之后的出版(《中国近代文学论集》,显然带有学术上的自我回顾和自我总结的意味,而总结往往是为了在更高起点上的再出发.3、近代文学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总结.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关爱和、王飙、袁进的《探索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关爱和《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等.随着近代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学科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郭延礼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就是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百年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在近代文学学科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其次,近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随着新的资料的挖掘和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较前一阶段均有较大推进.对现有的文学范式、研究视角以及与此相关的结论的不断质疑,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质疑和讨论是学术研究的活力源泉.事实上,那些经过广泛讨论的题目业已成为学科研究最为成熟而丰满的部分.比如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对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纠缠中完成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在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首先必需正视的问题.传教士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目的是文化侵略还是文化交流或者说文化援助,争论至今尚没有结束,但如何全面、理性地辨析近代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中”、“西”交融碰撞汇通的复杂面貌,争论本身已给予了我们诸多启迪.
第三,文学的文化研究更加活跃.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的分化,上一阶段业已出现的文学的文化批评更趋活跃.文化批评重视从作品的文化品质、文学的生产、接受过程等角度切人文学研究.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很大原因也正在于文学市场的形成和职业作家的出现,因而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对于更准确地审视、把握、判断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郭浩帆的论著《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与潘建国的论文《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均从文学生产方式入手,前者指出近代报刊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载体和推动力量.后者则考察了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编撰、刊印、销售诸环节之间的联系.除了文学生产方式,近代文学研究对广告、书价、稿费制度、读者群等诸多方面的关注,在文学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其“当下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对史料的重视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此期的史料工作更加注重由单纯的史料搜集、校勘、整理、以史证论走向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研究者不再囿于现有结论,而是多有发见与创新.左鹏军致力于近代(晚清民国)戏曲曲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其《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十五种考辨》、《<时报?余兴>副刊和(余兴>杂志所刊传奇考述》、《近代传奇杂剧的文体变革及其文学史意义》、《<申报>所刊传奇杂剧十三种考述》等均为近代戏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见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以往未为人知的戏曲史事实,推动了近代戏曲研究的新发展；另外王学钧、刘德隆、潘建国等基于报刊资料对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小说所做的研究也在引起学界注意.报刊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近年形成了一个学科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报纸期刊作为近代文学的重要载体,是贴近、进入那个业已远逝的时代的最佳通道之一.从报刊的角度切入,往往会发现许多被遮蔽被忽略的丰富细节,而诸多细节的整合对更真实地再现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场景”具有重要意义.郭长海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证》就是其多年来对报纸期刊资料爬梳、整理、辨伪工作的一个总结.
2004年和2006年在青岛和长春召开的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国近代文学年会,史料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2006年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的成立,以及随后近现代史料学分会首届年会的召开,无不一再昭示着近代文学研究对“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一学科根本性原则的秉持与坚守.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倡导和深入探索,克服了“20世纪”作为文学概念范畴的局限,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框架内,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起构成了既各有特色又浑融一体的充满张力的学术体系；而对“演变”的探讨,又势必涉及“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话题,在这一话题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构成了对话关系.可以预期,置身于该框架之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必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恢弘的气度、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