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期主流期刊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放弃难度.长篇如此,中短篇也如此；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知名作家的作品亦如此.有的起笔时还颇有气象,一到该爬坡的时候就松了劲儿；有的一开篇就无精打采,题材平平,立意平平,技巧平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对而言,新人的作品大都还有些破土而出的劲头,但毕竟还有青涩之处.放弃难度是当代创作的一大病灶,长此以往,令人担忧.
长篇中有点分量的当属范稳的《悲悯大地》(《十月长篇小说》第3期).因2004年推出《水乳大地》而备受好评的范稳,则继续着他对西藏宗教信仰的“正面强攻”.《悲悯大地》是《水乳大地》的续曲,《十月》编辑也痛快地附上了“史诗”、“魔幻现实主义”的字样.作品以一个藏人的“个人成佛史”来承担沉重的“悲悯”二字.故事在一个“应验预言”式的结构中展开.都吉家长子阿拉西命中注定是了不起的活佛.只因尘缘未尽,与隔江相望的白玛坚赞头人的小儿子达波多杰结下杀父之仇.此后,澜沧江两岸各自延伸出一条追寻“藏三宝”的线索：达波多杰追求的是快马、快刀、快,而阿拉西则苦苦追寻佛、法、僧.两条线索各表一枝而又相互纠缠,从而支撑起整部作品.最终,阿拉西摒弃了作为凡人的一切所有,牺牲了良师、胞弟、妻女、母亲,付出了巨大代价成为“洛桑丹增”.他宽恕了仇人,阻止了战乱,拯救了生灵.他的人格与佛性在涅檠中飞升,而这首“悲悯之曲”亦随着阿拉西的“个人成佛史”走向终结.
毋庸置疑,“悲悯”是作品精义之所在.范稳似乎有一个公式：悲悯等于个人牺牲+宽恕仇人+舍己成仁――从自己到他者,再从个体到集体.这个公式是不错的,但作为小说,特别是如果面对没有多少佛教背景的普通读者,如何妥善解决隐藏于“悲悯”二字之后尖锐的佛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则是难题.读者固然会对藏人的虔诚注目,但每当阿拉西失去一位亲人,作者都在挑战正常人的极限.让每一位读者都自觉地陷入“命定”和“考验”的自说自话,是强人所难.归根结底,作者有一点“为了悲悯而悲悯”的意味,把“悲悯”作为一个概念来阐述,而忽略了小说是要贴住人物来写.成佛之前,“阿拉西”虽称不上丰满,但至少有血有肉.而每当他向“活佛”迈近一步,“阿拉西”就越来越僵硬,越来越缺乏厚度,越来越概念化,形销骨立.作品开篇时也算气象万千,可越到后面越单薄,更像是对民间叙事诗的扩写――笔者相信作家的感情一直是饱满的,但也许正是这种饱满的倾诉抹掉了人物的活气,冲淡了小说的味道.
阿来曾经盛赞：按照当下注水的写作方式,《水乳大地》可以撑起三部书.不知《悲悯大地》是否还禁得起这样的夸奖
《十月长篇小说》推出的另一长篇是女作家廖华歌的《玉皇岭》.这是作家首次的长篇尝试,她聪明地搭建了“玉皇岭”这个舞台,前前后后唱了三十余出“独角戏”――把一个长篇分解成数十个短篇,一篇讲述一个故事,一篇刻划一个人物.既可连缀成篇,亦可独立成章.这样不仅发挥了作者在中短篇及散文创作中的经验及优势,也使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更有用武之地.但出色的长篇终究避不开宏观结构的营造,人物关系的搭建,故事情节的构思,以及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玉皇岭》只是一次取巧的藏拙,在鼓励之余,还是希望作者的笔力能够更加深厚.
《当代》发表的两部长篇也较有特点,都是以“奇”取胜――程琳的《香水》写“奇”,王华的《傩赐》写“奇风俗”,足够吸引眼球.
程琳的《香水》再次讲述了一个“新故事”.小说继续发挥了作者自2004年发表《与流氓》(长篇)等小说以来的特长,情节紧张,经验地道,可读性强.小说的开头就很刺激,从刑警苏岩制伏两个抢夺他的罪犯开始,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各色人物和案件,勾勒出一幅现代都市社会的浮世绘.银行诈骗案、爱滋病传染案和爱情、性欲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构成小说刺激感官的不良因素.
这篇小说写得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主人公性格的塑造.刑警苏岩是个“奇”,性格亦正亦邪,是一个有些“痞子”气的“新”形象.对黑道上的人来说,苏岩“心狠手辣,收拾人可以让人精神上崩溃,肉体上残废”,是罪犯的煞星.他为了破案而六亲不认,发现一点线索就紧追不放,直到和抓住真正的罪犯为止.为了破案,他甚至假装成被艾滋病感染,以退为进,逼迫诈骗国家银行的商人牛东新投案自首.但是却又很难说他是智勇双全的英雄,因为他用了很多“奇”手法来对付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真真假假地周旋,有些“阴险”.为了逼迫骗子毕仁交代出被他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人员和诈骗的钱财,苏岩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连哄带骗,从罪犯口中得到所需要的情况.他对搜集破案线索的工作热情,不仅仅是因为正义感,更多的是因为“爱整人”的偏执.他的“奇”还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人情味道.他给死刑犯送水饺,一面是为了套出更多的线索,一面也是他的温情使然.
程琳小说的最大特点其实在于,以通俗文学的形式直接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警官经验、社会经验和形象,以往这些要素是在各种写实小说中以曲折方式呈现的.如果不给纯文学期刊一种特别严格的雅俗分界限制,接连发表程琳的“新小说”实际上是在培育通俗小说中的某种类型小说,这对丰富当代创作的样式还是有意义的.
不过,以通俗小说的标准来衡量,《香水》的水准还不够上乘.如故事编得不够圆满、复杂,女主人公刘芳的形象也写得不好,性格单一并且模糊苍白.足见写好通俗小说也是需要深厚的功力和足够的耐心的.
王华的《傩赐》也是一篇讲述“奇”的小说.一个女人同时嫁给了三个男人,既是山村傩赐流传下来的奇特风情民俗,又是当地村民在极度贫困中的无奈之举.山下女子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二哥雾冬领了结婚证,他们应该是合法夫妻,但实际上,她又是大哥岩影和三弟蓝桐的妻子,由此开始了匪夷所思的现实生活、辛酸尴尬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山外人,最初秋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风俗,但她的反抗在严酷的生存现状面前失败了.最终秋秋接受了命运和生活的安排,变成了一个“桐花姑姑”式的“傩赐女”.
《傩赐》值得称道的是地方风景和风俗的描写,弥漫的浓雾和白太阳充满了忧郁的诗意.但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人性的边缘处纠缠挣扎必有奇特的感受,这是对于敢于碰触这样一个“奇风俗”题材的作家的挑战和要求,可惜作者并没有显示出足够驾驭此题材的特殊经验和才能,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描写基本仍居于“人之常情”,如此一来就难免有猎奇之嫌了.
本期《作家》杂志是长篇小说专号,刊登了三个作品：王祥夫的《米谷》、海男的《嫌疑人》和王大进的《虹》.
《米谷》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农村
女孩米谷的进城受难史,触目惊心的情节接二
连三,如此专注于苦难展示、往狠里写的方式,在诸多有关底层的小说的“痛苦比赛”中可以位居前列,但是这样写的有效性却值得怀疑――当“苦难”被当作简单易学的写作捷径盛行于世,作家是否还有兴趣直面现实有关苦难的想象是否可以代表现实甚至苦难本身在人物设计上,作者毫不讳言地说：“美貌、贫穷、无知、单纯,搅在一起注定是悲剧的起始”,这样的悲剧本应指向社会,但米谷所受到的侵害全部和男性有关,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对漂亮的农村女子米谷进行性侵犯,社会之恶被悄悄替换成了男性之恶,这一替换使小说的指向发生了偏移,底层叙述变成了叙述.这一现象可以视为对底层叙述难度的回避,面对难度,是迎面直击还是委蛇绕行,其间牵扯的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嫌疑人》写女儿寻找毒死父亲的凶手的过程,作者想要营造迷雾重重的效果,故弄玄虚却破绽连连,难以给读者带来智力上的快感.小说总是以一个嫌疑人引出另一个嫌疑人,每位嫌疑人的故事不仅没有出人意料之处,而且主题相近,看似错综复杂,其实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无非间的“嫉妒、猜疑、仇恨和爱情”.如此重复下去,悬念全无,到了结尾更是索然无味,“都是嫌疑人,又没有嫌疑人”的结论如同白纸单薄无力.贯穿小说的人物范晓琼的智力水平也令人担忧,每个嫌疑人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她就会立刻信以为真,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别人.此外,小说中所有人都用同一种古怪的文本化的腔调说话,显得非常做作.
《虹》写某城歌剧院男歌唱家赵英杰在中周旋最后走向堕落,整个小说毫无特点,不仅在故事上显得牵强生硬,在叙述上也过分粗糙,远不及前者细节丰满、生气勃勃.
《收获》继续刊出余华《兄弟》的下半部的下半部.鉴于该书已热销,评论文章很多,上期也已讨论过全篇,不再赘言.
另一部长篇是张惠雯的《迷途》.漫长而又琐碎的文字只为了说出一个简单的爱情道理,那就是纯粹的爱情往往陷入迷途,不能善终.小说的含量一个短篇基本上可以解决掉,但却被一个个拥挤缠绵的爱情细节胀大成了长篇.小说的人称在“你”、“我”、“他”之间不断变换,晃得人眼花,看不出这种繁复的人称区分究竟有多大功用,反倒让读者迷失在叙述的途中.
闵和顺的《轩辕大帝》(《大家》第3期)以轩辕黄帝的古老传说为题材,作者的意图似乎是想完成一部宏伟的史诗式巨著――这一点可从篇后密密麻麻的58条注释获得印证.不过与其说这是一次建构神话史诗的努力,不如说是一次借用上古题材创作话剧体小说的尝试.从黄帝初战蚩尤到统一华夏族,剧情始终以舒缓的节奏前进,对话和独自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洋溢着华夏本位的神圣化情绪.小说的文体追求始终在史诗和话剧间游走,但两边都不到位.说是史诗吧,它缺乏上古原始文化的神秘、蒙昧和血的刚猛,出彩的几段,如蚩尤和刑天的绝战,史诗感也在话剧腔中被磨掉了；说是话剧吧,对白的精炼和精彩又远远不够,况且缺乏丰富的布景来建构这瑰丽雄奇的舞台.
中短篇中,几位打眼的名家新作都有功亏一篑之感,有的更是中途放弃.
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收获》第3期)依然是作者常用的新闻故事框架,从一个奇崛偏僻的点切入,引出一个失忆者寻求过去的真相、确立自我的故事.主人公的困境在于：如何在纷繁的表象中区分出事实.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他究竟应该相信谁,哪一个才是真正掌握真相的人须一瓜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从根本上消除了字面上的证据,将所有真相寄托在知情者的叙述上,而我们知道此处叙述者一定是不可靠的,他们让过去变得恍惚不居,现实中充满了非理性.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失忆者在通往真相的途中,彷徨而不能至的苦恼和幻灭.小说中间的这一部分,成功地制造出了颇具形上意味的不确定性.但是,须一瓜没有把她的意图坚硬执着地推进下去,在结尾处隆重地推出了第一知情者和第二知情者,而且以一种“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真相,将小说强行拉回了道德关怀的层面上,中断了小说可能深入的超越性的追问和质疑,也改变了小说的重心,读者的阅读期待被闪了一下腰.在须一瓜的小说序列里,在现实层面上开掘的小说一般都做得不错,但真正具有力度的超越性文本还是不多,而这一部分又恰恰最能显示她的特点和潜力.须一瓜的瓶颈也是当下很多作家共同面临的障碍：以实写实或者以虚写实问题不太大,一旦以实写虚,往往力有不逮,难以为继.
曾获得过首届女性文学奖(1998年)的徐小斌一向擅长将女性隐秘玄奥的身心体验和来自神秘领域的不可知力量纠结起来,这使她的女性文学写作呈现出别样的风景,《羽蛇》、《双鱼星座》都曾是其典型代表.新作《别人》(《十月》第3期,中篇)依然具备了女性经验和神秘性等徐小斌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讲述了才色平平的老姑娘何小船与在各方面都循规蹈矩的已婚男士任远航之间的故事,“别人”在此意味着女性经过对男性的努力追寻之后仍不得不身心俱损失望而归的一种痛切感悟；在这一并不新鲜的情恋题材背景下,赫然悬挂着一柄“神秘之剑”：变幻莫测的塔罗牌对人物命运的预示笼罩了小说的整体叙述氛围.比起《羽蛇》和《双鱼星座》来,《别人》少了点神话色彩和玄奥的女性经验,多了点烟火气和平实直白,男女角色的塑造多在日常化的场景中完成.但同时,《别人》的叙述中也缺少了作者此前的代表作品中所具备的那种叙事张力,这里的女性经验因为缺乏了某种内在的自我紧张而变得平淡无奇,与此相对的掌控人物命运的塔罗牌因此不得不符号化,与人物命运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进展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游离.因此,整体而言,《别人》是个虽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但却未能达到目标的作品.
许春樵的《来宝和他的外乡女人》(《上海文学》第5期,短篇),写外地“放鹰女”李丽红嫁给村民来宝后为其真情打动,最终放弃骗钱初衷甚至为之献出生命的故事.情节颇具起伏,对来宝、来宝妈、“放鹰女”等个人的心理描写也算得上细腻.但随着故事讲述渐次深入,真相逐步揭开,人物之间的矛盾抉择更逐渐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来宝为李丽红锒铛入狱之后,是恍然醒觉还是执迷不悟放鹰女是幡然悔悟还是泥足深陷幕后主使王林是悬崖勒马还是痛下黑手正当这诸般事态的变化都到了最激动人心的临界点时,作者却以李丽红为结果草草收场,尚未来临便颓然跌落,读者紧扣着的心弦旋即遽然松开,遗憾莫名.作者在文后的附记中以《远离有罪的生活》为题,说明“放鹰女”李丽红吊死在来宝家门口是“以生命的消亡对来宝表示了感恩,这是一种妄想,也是一种理想”,从精神 层面上人为拔高了这种消极逃避行为的意义,却也难让读者彻底信服.我们更想看到的,也许还是更复杂更难以预无险,讨巧却并不做作,虽无深层的回味,却看得人满心欢喜.虽然严格说来,这样的写作也是放弃难度的,但毕竟,精彩好看也是小说的一种职业道德.
总之,这一期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小说整体平平.
(本文由邵燕君综述,朱晓科评《悲悯大地》、《玉皇岭》；张清芳评《香水》、《傩赐》；刘勇评《米谷》、《嫌疑人》、《虹》；过桥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迷途》；吴弘毅评《轩辕大帝》；魏冬峰评《别人》；文珍评《来宝和她的外乡女人》、赵晖评《珠穆朗玛营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