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角度信息披露的国外文献回顾

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也主要得益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Akerlof的柠檬市场描述了当潜在的购买者不能验证所购产品的质量时,市场是如何崩溃的,而其假设信息不对称也成为其后成本、逆向选择、信息甄别、信号传递等方面研究的基础.Spence(1973)、Rothschild和Stiglitz(1975)、Riley(1975,1976)进一步分析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的一般均衡,并发展出信号传递模型,即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会通过某种行为向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发送信号(如提供教育证明以显示自己的劳动能力),以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改进市场的运行效率.这也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披露提供了方法.对于从经济学院角度研究信息披露的总体概况,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以下两篇综述性的文献得以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均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一、Verrecchia关于信息披露的笔记

1999年,研究信息披露的著名学者Robert E.Verrecchia 受JA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杂志所托,对在此之前二十几年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披露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历经四次修改形成最终论文《Essays on disclosure》,于2001年发表在JAE杂志上.他将这些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类:

第一类为与披露相关联(Association-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这类研究将信息披露作为外生变量,即在给定公司将私人信息披露给投资者的条件下,对资本市场中多样化和相互竞争并最大化个人福利的投资者的行为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披露和资产变化之间的关系,披露和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从知情程度不同的投资者、投资者对披露的不同解释方式、以不同方式将披露纳入投资者的信念等角度,详细刻画了对于多样化的广大投资者,披露、变化、交易量和其他市场现象(如市场深度)之间的关联.Verrecchia由浅入深介绍了10个模型,并在总结中认为,这类研究已做得相当成功,模型相当精致和稳健、易于操作.

第二类为关于斟酌性披露(Discretionary-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与第一类研究最本质的差别在于这类研究将信息披露作为内生变量,其假设公司管理者(或企业家)知道公司的内部信息,他们会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是选择披露还是不披露其拥有的私人信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类似于Akerlof的柠檬市场,管理者向潜在的购买者提供资产(或股票),而管理者知道资产的质量(即私人信息),这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在什么情形下管理者会披露或隐藏信息.

在模型的具体介绍上,Verrecchia首先讨论了固定专有成本或隐匿信息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并假设企业寻求最大化当期价值;然后放松了固定成本的假设,允许内生的、可变的专有成本;再将分析拓展至双头卖方垄断博弈,并假设企业最大化未来价值而非当前价值;最后放松如实披露的要求.

这类研究中建立的多为自愿性披露模型,而对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较少,而这也是本文研究中会重要考虑到的问题,建立统一模型分别从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比较,考虑哪种制度安排会更为合理.


第三类为关于披露的效率(Efficiency-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Verrecchia认为斟酌性披露策略模型会导致潜在的非效率,而什么样的披露安排或战略是无条件占优的,或者说是“有效率”的,就是这一类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如果要将经济学思想引入信息披露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核心思想的“效率”就应当被涉及到.

在这类早期的研究认为披露的作用往好处说是虚幻的,往坏处说是有害的.而为解决这个“悖论”,主要分为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认为问题出在纯粹的交换经济这个假设上,并加入生产进行联合考虑,因为披露能改变以后的生产计划,可以导致在不同时间和企业间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也就使披露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一路径在解决问题上比较直接,不足以引起更多的争议,其成果相对较少.第二条路径认为问题出在无成本的私人信息获取这个假设上,并假定私人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且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损,而无成本的公开披露则可以阻止获取私人信息时发生的成本,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这一路径在解决问题上能产生逆向风险分担效应,且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如以上结果依赖于市场人完全同质的情况,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单期模型,公开披露也可能是有成本等等.这也就使得第二条路径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Verrecchia在论文的最后,认为最具潜力的研究是将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的抑制联系起来,以资本成本中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全面理论的出发点,将披露与效率、激励和市场过程的内生性联系在一起.从现有的众多研究来看,理论基础的模型一般将信息不对称描述为“二阶矩”效应(即方差效应).而在经验研究中,希望信息不对称是“一阶矩”关系,即“好消息”使上升,“坏消息”使下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能会有更多的阶矩,且都是相互关联的.相对于“一阶矩”,“二阶矩”能更好地刻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可能过于晦涩,而使得它们不能用计量的方法来刻画.

二、Dye对上文的评价

而在2001年JAE杂志的同期,发表了另一研究信息披露的著名学者Ronald A.Dye对《Essays on disclosure》前三稿的评论性文章《An evaluation of “essays on disclosure”and the disclosure》,在高度评价Verrecchia的总结性工作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Dye认为虽然在实践中强制性披露处于压倒性地位,但对于强制性披露并没有形成被认可的理论,这是不幸的,是以后的研究者应该纠正的.而对于自愿性披露,则存在较为统一的理论,可以将其看作是博弈论的一个特例,其核心假设是,任何考虑进行披露的主体只会披露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不会披露不利于自己的信息.Dye同时认为披露的内生模型是披露文献的核心,因为外生披露不是被设计用来最大化一切东西,而且尤其是能最大化披露主体的利益.本文建立的模型即为内生模型,将对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在统一的模型里进行考虑.

对于第一类与“披露相关联”的研究,Dye认为Verrecchia涵盖了很多基础性知识,并且能用简单易懂的形式表述,但讨论中太过于关注相关的数学衍生,而对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关注不够.

对于第二类关于“斟酌性披露”的研究,Dye认为没有一个包括专有成本的内生披露模型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对于外生的、有固定披露成本的模型,一般会推导出当公司承诺绝不进行披露时,其期望价值最高,这类模型更应被看作是不披露模型.而对于内生的、可变的披露成本模型,则多借鉴产业组织文献中的寡头卖方垄断模型,但往往会产生充分披露的结果,而要想得到其他的结果就必须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假设条件(如参数的改变等等).同样Dye认为不管Verrecchia对模型的总结描述是多么的吸引人,都没有对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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