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彰显

摘 要 :作为五四前中国儒家经典英译第一人,辜鸿铭的英译活动致力于通过翻译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成见、提升中国文化地位.文章从“文化适应”“文化共核”“文化缺省”三方面出发,通过转喻视角审视辜鸿铭《论语》英译过程中出现的有意改写,着重分析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译者为彰显民族文化所做的翻译策略选择,并探讨译者所采用策略之于民族文化传播的效果,以期为辜鸿铭儒家经典英译活动寻找公允的历史定位.

关 键 词 :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翻译策略;辜鸿铭;《论语》;转喻视角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21105

1972年,霍姆斯(J. Holmes)发表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被公认为翻译研究派成立的纲领性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学界打破原有的“原作中心论”,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前言里第一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①.译者由此从“舌人”“仆人”“隐身人”“媒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主体性及其“中心地位”得到确立.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作为民族文化间交流的主体,其翻译活动及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正是构建民族认同、塑造文化中国的关键要素.从提莫志克(M. Tymoczko)“翻译的转喻性”(The 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1](41)思路出发,本文立足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考察历史语境下的译者风格和文化观念,力求通过比较、分析为辜鸿铭翻译活动寻找公允的历史定位,进而深化对典籍翻译传播活动的认识.

一、历史语境下的译者选材

1691年随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的出版,《论语》首次转译到西方英语社会.然而这部仅80条短小而无趣味的“箴言”, 任何人读了以后都不会想作深入的了解[2].辜氏之前的《论语》英译主要由传教士、汉学家进行,在他们笔下《论语》成为宗教附会或哲学诠释的工具性译本.古莱神父在出版自己翻译的孔子部分篇章时,也曾强调:“翻译目的不在于把中国智慧带给欧洲学者,而是用来当作工具,使中国人昄依基督.”[3]因此传教士或汉学家英译典籍的目的并非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作为自身宗教的补充或满足汉学研究的需求.辜鸿铭作为 “五四”以前中国英译儒家经典第一人,因其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致力于以儒家救世界,成为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东方哲人”[4].而而学界就其翻译策略选择存在很大争议.毁之者多诟其不忠,如王国维在仔细研读辜氏儒家经典译本后,痛陈其中大小弊病,颇为刻薄,斥其:“以西洋哲书解释古书,谓之弥缝古人之说则可,谓之忠于古人则恐未 也.”[5](195)或“东方主义”倾向②.而誉之者则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并在西方思想界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人.在近代中国,辜鸿铭在欧美声誉之高几乎无人可与比肩③.

在辜鸿铭翻译活动近乎极端的评价背后,我们不可忽视翻译所发生的历史语境.1839年中英战争拉开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蚕食中国的序幕,辜鸿铭从事儒家经典翻译活动的时期,在政治上正是列强瓜分中国的高峰时期.中国人的“春秋大义”—《论语》英译出版之际正值维新思潮高涨的1898年,国人意借“欧风美雨”的洗礼向西方寻求真理,以达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之目的.西方的价值体系、思想意识形态已悄然嵌入国人的思维体系中.在这历史关键时期,“醉心欧化”狂热背后所隐藏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及西方“文化殖民”野心给传统民族话语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是,辜鸿铭意图通过儒家经典翻 译求得西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即希求他们不要怂恿和支持中国放弃传统儒家文明的 理想,一味“西化”;另一方面通过重新体认传统文化,表达其对国内羡慕西方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有意逆 反 [6](4552).

二、译者动机与策略选择

德国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认为,任何行为都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其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7].作为十载负笈西洋,深谙欧洲语言、文化,得到文、哲、理、工、神学等多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在民族文化存亡之秋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文明复兴”这一口号,同时尝试借助《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翻译与西方进行对话,表达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及历史的缱绻深情.但此时辜鸿铭所进行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正如刘禾所言:“由于西方的在场,中国这种文明中心性(centrality)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其程度之深,甚至迫使中国不再能为自身维系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而必须或隐或显地参照世界的其他地方,后者时常以西方为代表.”[8]

辜鸿铭在其《论语》英译序中写道:“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 此外,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词.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9](Viii)

从主观意识形态上来看,给辜鸿铭思想以决定性影响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度在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辜氏在其文章中引用最多的卡莱尔(辜鸿铭是卡莱尔的嫡传弟子,卡莱尔有名著《法国革命史》)、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海涅和歌德的文句和诗歌就是明证.在《中庸》译本序言中,辜鸿铭明确指出引用西方思想家言论作注的原因所在:“最引人注目 的是,正如我在译本中所附的注释所显示的,在现代欧美最优秀和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最近著述中,能找到与这本写于两千年前的书同样的形式和语言的阐述,而这正是该书特有的价值所在.”[10](512) 三、转喻视角下的辜鸿铭翻译策略

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中认为:“辜鸿铭创作性地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使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11]辜鸿铭所采用的“以西释中”策略,充分考虑到当时语境中潜在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不失为一种归化—在翻译中按目的语文化来塑造译文的形象或选定词句,把不适合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因素剔除在外.下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译文分析: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文化共核(cultural mon core)、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

(一) 文化适应——专有名词的泛化处理

文化适应指某一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因与另一群体相接触而发生的顺向变化[12](308).《论语》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诗体散文集,涵盖了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纲常.金岳霖在《论翻译》中提到:“中国人的‘道’字恰巧有希腊文中的logos,在别的文字如英文似乎就没有相当的字,其它如天、性、命、体、用、诚、仁、义、礼,都是意味深长而意义在别的文字中得不到相当的字眼去表达的.”[5](468)由是观之,《论语》中出现的大量基本儒学概念词成为翻译的难点.在天道观念中,“天”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共出现十八次,其中十二次是孔子自己使用的,而这十二次对“天”概念的使用过程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

辜鸿铭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负载词“天”的处理,体现在弃用繁琐比附,采用抽象把握、删繁就简译为“上帝”(God)以减轻目的语读者负担.这种译法虽有失偏颇,但以此为切入点,更易于当时普通英语读者的接受.

作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基础,封建王朝“天子”的“天下”可概述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语》中“天下”一词共出现23次,指权威统治者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或王朝[13].辜鸿铭在此将其译为“empire”意指帝王集权统治下的国土或城邦.“邦”“国”共出现48次,指具体诸侯之国.其中“国”出现10次,与“邦”含义一样,指诸侯之国.辜鸿铭将“邦”译为最普通的中性词“country”,指可借名称加以识别的地理区域.在“国”的处理上稍有不同.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3](4)在此“国”译为“nation”指政治单位,较“state”而言更为正式.而“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等”[14](118)在此“国”译为“state”.该词侧重指某一有独立性的政府所治理的地区政权机构,亦可指政府本身,或较大单位的组成部分.“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14](119)此处“国”译为中性 词“country”.“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等”[14](172)此处“国”译为“kingdom”意指由国王或王后统治的地理区域或政治单位.可见辜鸿铭为帮助译语读者理解,在“天下”(大一统的理想社会)及“邦”“国”(各诸侯国)的具体翻译选择上,采 用了与之相对应的名词进行翻译.

纲常这一方面,“仁”是孔子谈话的中心议题,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仁字在《论语》出现109次[14](16).从频率上可见其重要性.在英语翻译中,仁有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按照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三类① 人(如humaneness, human-heartedness, manhood at its best, humanity, the manhood等)② 善(如benevolence, altrui, kindness, passion, morality, virtue, perfect virtue, goodness等)③ 爱(如charity, love, universal love).在这三类译法中,第一类是把仁与人等同,揭示了作为儒家学说的人本主义特征;第二类是把仁视为某种特殊的或普通的美德表明了儒家传统所孜孜追求的德性生活品质;第三类反映了儒家学说的普遍性与宗教性.由此可见,这三类译法实际上表现了儒家“仁”说的三个方面[15].辜鸿铭在《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孔子道:‘爱人’.等”[14](131)这一部分注释为:“ The Chinese character ‘仁’,which we he all along translated ‘moral life and moral character’ means literally ‘humanity’.”[9](104)该注释告知读者“仁”作为儒家传统美德同时所具有的人本主义特征.

(二)文化共核——以西释儒的翻译

人类文化同的核心,即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文化共核对翻译起着调节作用.当译语与原语在用词、搭配、修辞以及借用形象的文化心理趋向一致时,可以进行直译,但当两者不存在文化共核时,只好按译语的文化模式来处理[12](305306).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以西释儒”的注解方式,既避免由于文化形象差异而引发的跨文化交际失败,同时为译本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也是译者身份自我呈现的明证.其译本出现85处注释,据笔者统计主要可分为:儒家概念词、专有名词(人名、国名)、文化典故三类.其中43处采用以西释儒的注释方式,在比对中谨慎加入异质元素.正如乐黛云提出,“一种文化能否为其他文化所接受和利用,绝非一厢情愿能办到的.这首先要看该种文化(文学)能否为对方所理解,是否能为对方做出有益的贡献,引起对方的兴趣,成为对方发展自身文化的资源,而被其自觉的吸收.”[16]由于目标语读者在跨文化想象方面难以作为,译者不得不借助读者熟悉的事物作为参照帮助读者建构意象.作为一种弱势外来文化,若不与本土文化结合根本无法在异域土壤上落地生根.辜鸿铭在《论语》注释中通过比对彰显中国文明.例如: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邦有道、庶民不议”注下,其明示现代西方的政体和古代的寡头政体都不是良好的统治形式,“真正的现代的原则,包含在孔子所谓的‘大畏民志’里”.在“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注下,辜氏饱含深情、用心良苦地指出:“现在人们谈‘进步’,照歌德的意思,人类将朝着越来越人道的方向‘迈进’,以此观之,中国在两千年以前,似乎已经取得了文明的真正进步.”[6](53) (三)文化缺省——专有名词的空缺翻译

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看,缺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焦急的效率.这个被缺省的成分虽然不在话语中出现,但却被特定的语境激活于话语接受者的记忆之中,于是话语中因缺省而留下的语义真空就会被接受者记忆中的文化知识参与而充填,从而不影响接受者连贯的语义理解[12](308).提莫志克认为,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的组成部分是个人重要的语言标记,同时命名过程居于文化形成的中心位置,以此可辨明人们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某些译者常会天真地认为人名无需翻译,而事实上人名应作为文本翻译的核心,但同时译者又面临着翻译过程中的语音、语义、及符号学方面的种种悖论[1](8).在当时殖义语境下,中国被排斥在欧洲科学、艺术和商业发展的主流之外.东方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17].在与潜在读者交际过程中,辜鸿铭忠实于客观需要,最终选择省略大部分人名英译.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辜鸿铭仅对孔子门徒中两位学生:颜回(Yen Hui)、子路(Chung Yu)进行人名翻译,其余均以“a disciple of Confucius”一笔带过.《论语·微子》中“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襄入于海.”[14](197)中的六位乐官名及“周有八士:伯达、伯士、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14](198)中八士的具体人名辜鸿铭均予以省略,译为:“This section merely gives the names of famous musicians and great artist.” “This section gives the names of eight famous gentlemen of the time.”[9](168)若对所有人名进行翻译,完整的句子应分别为:“Zhi, the Grand Musician, left for Qi; Gan, musician for the second course, left for Chu; Liao, musician for the third course, left for Cai; Que, musician for the fourth course, left for Qin; Fang Shu the drummer crossed the River; Wu, player of the handdrum, crossed the River Han; Yang, the Grand Musician’s deputy, and Xiang who played the stone chimes crossed the sea.” “There were eight Gentlemen in Zhou: Bo Da, Bo Kuo, Zhong Tu, Zhong Hu, Shu Ye, Shu Xia, Ji Sui and Ji Gua.”[18](347; 349)反思《论语》英译的精神实质,辜鸿铭在其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下,一方面需维护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借助西方的语言、概念进行跨文化传播.在借用西方文化负载词、表达方式的同时,译文不可避免地弱化和失去一些固有的文化含义,文化传统有被削弱的趋势.但彼时为吸引目的语读者关注,而不让读者在繁杂译名前“掩卷”,辜鸿铭通过转喻的翻译策略获得了预期的社会效应.

四、结语

21世纪的今日,谢天振在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上,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具体问题—“语言差”和“时间差”的存在④.回眸辜鸿铭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及译语读者的文化需求,我们应以较为公允的眼光衡量辜鸿铭为适应译语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和文学惯例(literary convention)所做的文化调适.晚清的主流翻译策略是“译意不译词”⑤.梁启超1897年在《论译书》中就抓住了严复译书的本质方法,“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等近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20]深谙此意,加之“东海西海,同心同理”的跨文化意识,辜鸿铭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经典文学在世界重构文化身份轨迹上的先驱.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通过“创造性叛逆”彰显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的价值,在文化抵牾中转喻中国人的精神,同时为中西文化碰撞、互动做出贡献.正如辜鸿铭所说“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排外思想家.我希望东西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 人.”[10](302)在当今公共外交时代大背景下,研究辜鸿铭翻译活动对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典籍走向世界,通过软实力建设“自塑”形象有现实意义.


注释:

① 编者在前言中阐明本书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翻译研究在文化历史中应占据一个更为核心的位置.

②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辜鸿铭的译者身份和成就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缺席各类中国翻译史书写,如: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方梦之(《译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6页)将辜鸿铭收入历史人物一辑,视其为坚守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者.钟明国则提出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参见:钟明国,“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消解”载《外国语文》2009年第2期,第135页至139页.

③ 辜鸿铭《论语》译本因颇为西方读者接受,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据《清史稿》所载,辜“译四书等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刘成愚说辜《论语》译本“泰西购者近百万部”.在近代西方各国,辜鸿铭享有很高的声誉,如战时和战后的德国,曾一度掀起“辜鸿铭热”.据当时留德的宗白华报道:“凡属‘国际青年团’之人,几无一人不知孔子,更无一人不知辜鸿铭.”“德国青年之了解孔子,以辜鸿铭氏之力为多.”参见:黄兴涛著,《闲话辜鸿铭》,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④ 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参见:谢天振“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载《东方翻译》,2011年第5期,第6页.

⑤ 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一书中将晚清翻译策略归纳为“‘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直译”在清末民初是个名声很坏的术语,它往往跟“率尔操觚”“诘屈聱牙”,跟“味同嚼蜡”“无从索解”,跟“如释家经咒”“读者几莫名其妙”联系在一起.由此“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梁启超所引述的英人语“译意不译词”,颇为时人所信奉.参见: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18971916》(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elly and Welsh Limited, 1898.

[10] 黄兴涛. 辜鸿铭文集(下)[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11] 黄兴涛. 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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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5] 姚新中. 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29.

[16] 姜飞.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4.

[17]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7: 263264.

[18] 刘殿爵.《论语》(中英文对照)[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9] 谢天振. 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J]. 东方翻译, 201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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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 争论、实质与意义[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2): 3340.

Revel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Ku Hungming’s Discourse & Sayings

of Confucius from a Metonymic Perspective

TU Guoyuan1, XU Lei1, 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Ku Hungming devoted himself to a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imag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his efforts in translating The Discourse & Sayings of Confucius. Adopting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as an exemplar,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K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specific historic-cultural context. Functioning a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Ku marked his translation version with “acculturation” “cultural mon core”, and “cultural default.” It is a positive attempt to give a justifiable position for Ku’s translation activity.

Key Word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translation strategies; Ku Hungming; Discourse & Sayings of Confucius; metonymic perspective

[编辑:汪晓]

收稿日期:20120418;修回日期:2012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主体论”(07BYY01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经典书写—《论语》复译影响力研究”(2010WLH25)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许雷(1982),女,湖南武冈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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