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提议应把翻译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出版.书中,她不再把翻译定义为两种语言之间的活动,而是把翻译当作“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1]从这种意义上讲,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t）和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出版,正式宣告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书中,巴斯奈特与列费维尔声称,翻译研究不仅应用了语言学方法,而且已经超出了语言学方法的范畴.[2]巴斯奈特与列费维尔的观点在翻译界引发人们从文化视角对翻译展开了激烈讨论,翻译研究由此焕然一新.此后,许多学者都转向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翻译势必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语言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本文拟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有关文本为例,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的文本的生成以及翻译效果等方面,分析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林译《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我国清代文学家沈复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所著的自传体散文.书名取自李白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3].原著共六章,故称“六记”.遗憾的是后两章已经丢失,只剩四记.该书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特点在于真纯率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

1936年,林语堂先生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序言.林先生素爱《浮生六记》,对书中女主人公尤其赞赏有加.他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3]林先生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极其严肃认真,先后修改不下十余次.由于林先生的译介,该书已在国内外得以广泛传播并获得盛誉.《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之译作,翻译过程中,他尽量采用异化的策略以保留源文中的独特文化、让英语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堪称汉英翻译的典范.然而,由于受英语语言表达习惯的限制,在处理有关语言文化信息的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不得不采用归化的策略,用地道的目的语语言传达源文信息,从而造成源文中部分文化信息的缺失.

二、语言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其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关于文化的分类,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入探讨.杨琪认为文化“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4]柯平却将文化分为四个系统：技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5]然而,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领域,奈达的分类更合理、更实用.他在《翻译中的语言学与学》一文中指出,与翻译相关的文化因素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6].

生态文化指某种语言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能揭示该语言跟其他语言之文化差异的季节变化、地理名词和动植物名称等的总称.物质文化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包括工具、住所、饰物、家具等在内的所有物件.社会文化指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社会习俗、社会阶层、家庭模式、教育、社会实践以及某些社会行为的内涵意义的总称.宗教文化包括神灵的称谓以及宗教观念与宗教信条.语言文化即某种语言所特有的音韵系统、构词系统、词汇、句法规范及修辞等.

谈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许多学者并不把语言放在文化因素中来考虑.然而,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无疑属于文化的范畴.尽管人们认为翻译一般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语言却通常是翻译的最大障碍.正如奈达所言,文化领域最易引起翻译问题的因素就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语言的过程中,除了其他文化问题,还涉及到每种语言各自的特性.[6]从奈达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是翻译中的关键因素.

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灵活处理相关信息,目的文本的生成也必须以目的语文法为基础,由此也就势必影响到目的文本对源文本信息的再现能力.这些就是语言文化影响翻译的最突出的表现.

三、语言文化的影响在林译

《浮生六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先生堪称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翻译《浮生六记》的过程中,他尽可能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读者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然而,在有些语言文化的处理过程中,也有不少文化信息缺失.这是由英汉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是语言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即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相关文本为例,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的文本的生成以及翻译效果三个方面阐述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归化：语言文化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 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韦努狄（Venuti）用来描述翻译策略的术语,前者指“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7]而后者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惯例的翻译类型.”[7]翻译过程中,由于受语言文化的影响,译者必须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处理相关的文化因素.比如,四字短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这种结构不但工整美观,表意又十分凝练,能以较少的文字表达极其复杂和深刻的意义.而英语中不存在这种结构.因此,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保留源语语言风格,往往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英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和句式来传达源语信息.这就是语言文化对译者翻译策略选取的影响作用.《浮生六记》原著中四字短语使用频繁,翻译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主要采用的就是归化法.例如：

1.（ST）: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8]

（TT）:Pile up a mound with earth dug from the ground and decorate it with rocks, mingled with flowers, use live plum-branches for your fence, and plant creepers over the walls. Thus one can create the effect of a hill out of a flat piece of ground.[8]

源文连续使用了四个四字短语“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而且前两个四字短语“间以块石”与“杂以花草”结构相同,后两个四字短语“篱用梅编”与“墙以藤引”结构相同,在汉语中形成了两种修辞手法：排比和对仗.这种结构使得文本更加生动,可读性亦大大增强.尽管林语堂先生的英译文亦非常简洁明了,结构亦很相似,与源文结构比却相去甚远.这是因为英语中缺乏相应的表达形式,林先生只得退而求其次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祈使句将源文内涵译出而舍弃源文结构与修辞.

此外,汉语中的有些修辞手法比如对仗,是英语中没有的.这就使汉译英过程中部分修辞的处理成了一大难题.在处理这类修辞时,译者常常只能采用归化策略舍修辞而取寓意.如上文中的“篱用梅编”和“墙以藤引”构成了严格的对仗形式,林先生翻译时只是将其意义译出.又如：

2.（ST）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8]96

（TT）In the big, open spaces, plant bamboos that grow quickly and train plum-trees with hick branches to screen them off. This is to show the all in the big. [8]97

上述引文中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虽没有“篱用梅编”和“墙以藤引”对得工整,却也是很好的对仗句（汉语中称之为“宽对”）,其中“植”对“编”、“易长”对“易茂”、“竹”对“梅”.林先生的译文用的两个动宾短语“plant bamboos”与“train plum-trees”结构上比较工整,能看出其尽力保持原文结构的努力；而两个宾语后面的定语成分却完全不同,“bamboos” 的定语是一个从句“that grow quickly”, 而“plum-trees”的定语是一个介词短语“with hick branches”.如此结构,与汉语中的对仗大相径庭.所以,林先生在翻译该对仗结构时采用的还是归化策略.

(二)遵照目的语文法：语言文化对目的文本生成的影响

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还体现在目的文本的生成这一方面.在目的文本生成的过程中,译者必须遵循目的语文法规范,用符合目的语语法并为目的读者所接受的表达习惯来转述源文信息.

奈达曾指出,英语中看似普通之极、毫无特殊意义的表达形式在其他语言中却根本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法.[6]不仅英语如此,其他语言也一样,汉语自然不例外.在汉译英过程中,由于英语的语法系统非常复杂,我们常常需要采用增词法、省略法、合译法、分译法、词序调换法等方法来处理句子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目的语文法结构的特点所决定的.《浮生六记》的英译过程中,林语堂先生始终遵循英语的文法规范,用地道的英语来传译源文信息.比如,

3.（ST）遂有头移烛相引,由舱后,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长榻,几案具备.揭帘再进,即在头舱之顶,床亦旁设,中间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满一室,盖对船之灯光也.衾帐镜奁,颇极华美.[8]

（TT）A “brothel attendant” then led the way with a candle in his hand up the ladder at the stern and came to the cabin, whichwas very all like a garret and was provided with a long couch and tables and chairs.Going through another curtained door, I entered what was the inner room, this being directly above the main cabin below. There was a bed at the side, and a square glass window in the center admitted light from the neighbouring boats, so that the room was quite bright without a lamp of its own. The beddings, curtains and the dressing-table were all of a fine quality.[8]259

上述引文中,源文只用了五个连词：遂、即、而（2次）、盖,三个介词：由、在、以,没有出现任何代词；而译文却用了七个连词：and（6次）、和so that,四个代词：which、what、this、its,和一个时间副词：then (由源文中的连词“遂”转化而来).而且,译文中的许多介词如with（2次）、like（对应源文中的动词“如”）in（2次）、at（2次）、to、through、from、without、of以及反复使用的冠词a和the是源文中根本就没有的.同时,在词序上,译文与源文差异巨大,比如源文是先“由舱后”而后“梯而登”,译文却是先“up the ladder”而后“at the stern”；在句子结构上,源文是三个句子,而译文却是四个（源文第二个长句被分译成两个句子）.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目的读者的语言习惯,从而采用目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表达形式转述源文信息.这就体现了语言文化因素对目的文本生成的深刻影响.水平再高的译者,也不可能摆脱目的语的文法规则而用源文文法来进行翻译.

(三)文化缺失：语言文化对翻译效果的影响

正如沙特尔沃思（M.Shuttleworth）与科威（M.Cowie）所言,不同的语言不会“咬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法、词汇及比喻设置,这些设置必然影响着适合那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类型[7].在语际翻译中,目的语中往往找不到与源语内涵完全对应的词汇,因此,要做到精确无误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可译性.这是由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的.换句话说,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势必影响目的文本的表达效果,即翻译效果.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源语文化信息的缺失.在很多情况下,译者往往不得不以牺牲源语文化内涵为代价,尤其是在处理文化信息独特的内容时如此.林语堂先生在翻译《浮生六记》时,尽力保留源语特色,让西方读者领略地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然而,在处理有些文化特色极其浓厚的典故时,林先生亦不得不放弃源文文化信息而用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朴实语言传达源文寓意.如此,文化信息的缺失不可避免.例如,

4.（ST）:而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聘,且许养其母,佳人已属沙叱利矣[3].

（TT）:Then Han was married to an influential person, who had offered a thousand dollars for her and, furthermore, undertook to support her mother. “The beauty had therefore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a barbarian.” [3]

据《太平广记》卷四记载,有唐代蕃将沙吒利恃势劫占韩翊美姬柳氏.因此,后人以“沙吒利”指霸占他室或强娶民妇的权贵.故上例中,“佳人已属沙叱利矣”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而在译文中,林语堂先生仅用了一个普通的词汇“barbarian”代替“沙叱利”,源文的修辞效果及文化内涵丧失殆尽,目的读者不可能从“barbarian”一词读出源文的文化信息、联想到有关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女人命运的故事.再如：

5.（ST）等银蟾欲上,鱼火满江矣[3].

（TT）The moon was then ing up, and all along the river we saw a stretch of lights ing from the fishing boats. [8]65

传说中,嫦娥奔月,飞进月宫,变成了捣药的蟾蜍.便以“蟾宫”称月亮,到了汉代,传说月亮中除蟾蜍之外,又多了一只玉兔.由于月中有蟾兔之说广泛流传,所以古人又常以“金兔”、“玉兔”或“蟾兔”作为月亮的别称.唐代白居易《中秋月》诗云：“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故后人又称月亮为“银蟾”.所以,汉语读者在看到“银蟾”二字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月亮及月亮的其他称谓.而英语读者缺乏这样的文化背景,如果将其直译成英文,读者不但不可能产生同源语读者同样的联想,更不知其所指.所以林先生只得将其译成其所指代的对象月亮（“the moon”）.而这种翻译,不但源文所用之借代修辞被省略,文采尽失,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更是踪影全无.这就是语言文化对译文效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任何语际翻译工作者都无法避免的.

“亦耶亦孔,半东半西”的林语堂先生是世界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一生致力于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所译《浮生六记》更是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译作.在翻译过程中,他尽可能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源语中独特的文化信息.尽管如此,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处理语言文化信息方面,他亦不得不采用归化的策略、用地道的目的语翻译源文信息以迎合目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导致源文部分文化信息的缺失.这并非林先生之能力不济,实乃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致.由此可见,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任何译者都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

注：该文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青年基金资助项目（2009QN19）

【参考文献】

[1]Snell-Hornby,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Basst,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3]沈复.浮生六记[M].林语堂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Yang,Qi. Cultural Factor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the Comparison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 Meng[M]. Harbi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2005.

[5]柯平.文化预设与误读.文化与翻译[M].郭建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40-162.

[6]Nida,Eugene A.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A].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Ed. Dell Hyme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 90-100.

[7]Shuttleworth,Mark. &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

（作者简介：刘福莲,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