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北大荒第一夜
人生可能会有若干个第一,每一个第一都可能是你一生当中最难忘记的.
1960年12月26日,爷爷奶奶领着我和弟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我们“闯关东”的目的地,黑龙江省迎春林业局.
我们在迎春下了火车,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十二月的北大荒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月份,天气寒冷得使空气中的水份都变成了细小的颗粒,像象雪花一样在空气中刷刷地飘落.要落山的太阳微弱的光使我们祖孙四人更感到寒冷.那时的迎春火车站只不过是一个大一些的草棚子,在地支一个油桶烧木柴取暖.
我们祖孙四人背着简单的行李,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林业局的汽车队,以便能搭上一个便车到我父母的工作单位——示范林场.冬天本来天就短,天黑得也早,等我们一路打听走到了林业局的汽车队时,天就已经擦黑了.再等到我们乘上去海音山拉木头的汽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八点钟以后了.那时的北大荒还没有像象样的等级公路,一路上都是冰雪滑道,汽车一个小时也就能走上个三十公里左右.由于我们对道路不熟悉,也不知道迎春林业局的示范林场在什么地方,全凭着汽车司机拉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了.待走了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时候,爷爷问司机示范林场到了没有,司机才猛醒过来,车上拉有四个到示范林场去的外地人.当时司机到外边看了看,告诉我们说示范林场已经过去了大约有三十里路了,前边爬上坡就到东方红林场了.因为汽车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装木头,我们也不便于同车而往,就只好半路上下了车.当时司机说待他装好木头后,再回来捎上我们,让我们先顺着公路慢慢地往回走.
祖孙四人下了汽车后,背上从山东带出来的几件行李,就开始了艰难地“夜行军”.那时爷爷已经六十多岁了,奶奶还是一双小脚,我和弟弟又小,既不能帮着大人背什么东西,又不能帮大人的什么忙,反而要大人照顾我们.那时大约是深夜十一点钟以后了,西北风卷着小雪花漫天飞舞,刮得大树林子呜呜作响,脚下的冰雪滑道,使我们一走一滑,走两步滑一跤.我和弟弟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恐惧、饥饿、寒凉,无奈之下竟然一起哭了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大约走了有几里路的样子,爷爷奶奶看我们哥俩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的一栋旧草房子前停了下来,爷爷到草房子上扯了几捆茅草下来,用火柴点燃了,让我们兄弟烤一会火,休息一会儿.而我和弟弟由于又冷又饿又害怕,只是一味地哭啼.可能是由于火光和我们的哭声居然惊动了一户居民,过来一位大约有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当她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后,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他们家里.借着她家里昏暗的灯光,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她的家里实际上只是一间稍大一些的草房,低矮的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房子的顶棚.屋里有一个大大的火炕,炕上还睡着两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这个妇女给我们哥俩每人倒了一碗热水,还给了我们一人一个用玉米面和玉米棒子的细沫掺和在一起做成的窝窝头.炕很大,她爱人又正好不在家,我们就在她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她们家给我们准备的早饭,就顺着公路继续往示范林场走去,可能是睡了一宿觉,又吃了早饭的原故,第二天也就不觉得特别冷了.我们祖孙四人互相搀扶着,打听着,终于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到了示范林场,见到了夜盼望的父亲母亲.
我从山东到北大荒已经四十多年了,只有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夜晚,给我留下的记忆使我终生难忘,多少年之后,我终于弄清楚了,我们那天夜晚投宿的地方是八五四家场的三分场的一个居民点,后来又成了迎春林业局的曙光林场,因为居民都搬迁了,已经没有人住了,而收留我们住了一宿的那一户人家,是唯一的一户尚未搬走的居民.由于时间太久,我那时年龄又太小,至今也没记住那一家人姓什么,现在她们一家住在什么地方.尽管爷爷奶奶曾多次提出过想去感谢一下那户人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如果没有她们的热心收留,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北大荒的第一夜的严寒就可能把我的记忆给冻结了.
同学中的闰土
我不知道这样来称呼我同学中的王春财是否合适,也不知道有一天他知道了我是这样的写到了他,他是否会生我的气,但我还是要这样写一下我的这位同学—_王春财.
王春财是我小学同学,也是同学中学,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在武装民兵连里又同在一个排,一个班当民兵,可以说是相识久矣.
王春财的父亲早逝,由母亲把他们兄弟二人拉扯大.虽然继父对他不错,但是我觉得春财少年时还是少了一些家庭的温暖和父爱.无论是穿的、吃的和上学的用品用具,都较我们困难一些,有时为了帮助家里干一些零活,还要请几天假,帮家里忙活几天.
小的时候,我们同学,自然少不了在一起游泳、钓鱼、爬山、滑冰和玩嘎拉哈.到小学快毕业时,他家参加了营林村的组建,搬到了另外一个林场去.后来在上中学时,又在一起住宿了.参加工作时,我们是一起由学校直接分配到林业局的武装民兵连当民兵,同日报的到.后来被分配到了民兵连的二排四班,由李延武给我们当班长,由我们同校的,早我们一年参加工作的张卫东当我们的副班长.当民兵连的值勤任务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他家所在地的尖山林场当了一名林业工人.这期间约有近十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联系了.
当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再见到王春财时,他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而且有三个儿子.我当时真是一些目瞪口呆的.因为那时候党和各级组织就已经号召计划生育了,已经提倡一对夫妇一对孩,间隔三、五年了,不知王春财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竟然结婚没有几年,就连续生了三个孩子.那时林区的工资都比较低,他的爱人还是一个合同制工人,要养活三个儿子确实很难.为了增加一些收入,他们夫妇在家里养起了肥猪,而且一养就是十几头,几十头,成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春财的精神状态倒是不错,每天在下了班之后,就回家帮助爱人打猪食、喂猪,开着小四轮拖拉机到农场买饲料.后来我调到了林业局多种经营公司工作了,到春财所在的林场机会多了一些,见面的次数也就多了.有时我带着公司的畜牧兽医站的同志下去,也常会去春财的家庭猪场看一看,给他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和服务,有时也送给他一些兽药,用以治疗和预防猪的疾病.后来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猪肉不好卖了,春财到多种经营公司来找我,让我帮他把存栏的肥猪卖了.我看到春财为难、着急的样子,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春财解决困难.因为我知道他春财的家庭负担实在是太重了.负担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孩子太多了,受了孩子的拖累.孩子多了,吃、穿、用、上学各方面都要发生大笔的开支,春财不忙乎又有什么办法呢? 春财仍然在林场当着工人,仍然在养着猪,供着孩子上学,日子在平静中过去.忽然有一天,春财又找到我的办公室,让我给他的儿子安排工作.这时的王春财虽然才四十岁,儿子也长大成人到了要工作的年龄,我只有三、五年没有见到他,却老了许多,满头的黑发已经不见了,被几乎是完全的白头发所代替,用白发苍苍来形容这时的王春财也不过分.当春财和我握手时,我觉得我握住的似乎是几根干硬的树枝,手上的老茧子和粗糙的皮肤扎的我的手心隐隐作痛.我看到春财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在一起上学、工作时的神情,有的只是满脸皱纹和岁月留下的沧桑.给我的印象,这时的王春财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以上,完全是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真真的一个鲁迅先生笔下的老年闰土的形象,无情的岁月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已经使春财过早地衰老了.我不仅从心里为春财难过和痛心,而且也为春财的处境着急.尽管那时林业局已经不再大批地招工了,而且企业已经开始拖欠职工的工资,经济上也十分地困难,我还是找来了劳资科长,为春财的大儿子了全民合同制工人的录用手续,并把小王春财分到了林业局的森调队去工作.这也是春财的要求,因为森调队有外业补助,收入比其它单位和行业能高一点.后来春财的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又相继长大,到了要找工作的年龄了,春财又一次次地找到了我,又一次次的如法炮制,使他的二儿子到了林业局的扑火专业队工作,三儿子又到了森调队工作.我这几年林业局的局长当下来,倒是给王春财的儿子都安排上了工作,都了招工手续.他每次到我的办公室来,都是穿得的比较破旧,曾经被门卫误认为是的而被拒之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财还是一年比一年显得苍老了,头发也完全白了,手也更加的粗糙了,衣着也越来越破旧了.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同学的情谊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深厚了.春财少年时少家庭温暖少父爱,青年时孩子又多负担又重,中年时又要操持三个儿子的工作,又要张罗三个儿子的婚事,还要照料体弱多病的爱人,岂有不老之理.我在职权范围内,尽了全力帮助春财,春财也多次说过感谢的话,我只认为是尽了一点同学的义务和责任,即使是别人找到了我这里,我也会尽力帮忙的.我调到了牡丹江工作后,春财还时常打过问候我,听到了一些传言,也曾经为我担忧,让我从心里感觉到了同学的情谊.
但是,对春财的一生,我也为他遗憾过,有时也想过,他如果当年少生一两个儿子,生活是否会比现在好一些,是否不会像而且也完全可以完全可能,不像闰土那样为了生存而操劳一生呢.
杜昌松老师
杜昌松老师是四川人,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搞文艺工作.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以后,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主要是教我们音乐.
杜老师的音乐确实教得很好,我在小学时学习的一些歌曲大都是杜老师一句一句教唱的.杜老师在部队就搞音乐工作,一张陌生的歌谱他拿到手里,马上就能哼出曲子来,由于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以致于落下了职业病.如坐在椅子上时,他的一只脚或一只手就会情不自禁地有些小动作,不是脚在打着拍子,就是手在打着拍子,随着他的手和脚的节拍,与你说着话,让你觉得他是一心二用.后来接触的时间长了,我觉得他的手和脚的节拍可能都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而不是有意识的.杜老师和你谈话时,你还能察觉出他的嘴唇和语速与正常的人也有些不同.他的嘴唇也会有一些小动作,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吹小号的吐舌和吐嘴唇的动作,后来他自己说是在部队练习吹小号时落下的后遗症.
除了教我们唱一些歌之外,杜老师还经常地自编自导一些小节目,由学生排练了去参加林场的汇演,或是在学校里自己演出,十分受学生和工人的欢迎.后来杜老师调到了中学教书,文化大革命中还受到了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蹲过“牛棚”,再后来就离开了我们.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调到东风林场去任副主任工作,与杜老师同在一个单位.那时杜老师已经离开了教育战线,在林场担任了工会主席.同在一个林场,同在一个单位,又有着师生之谊,杜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尤其是我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人生地不熟,难免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会有一些困难,杜老师都一一地帮我解决,并详细地向我介绍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做出了一些成绩.
杜老师虽然离开了教育战线,但是他对音乐的痴迷却没有稍减,以至于在林场给自己家锯烧柴时,他都要拿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旁边,边锯烧柴,边听音乐.到了投入的时候,他竟然会把录音机里音乐的节拍和手里的弯把锯的动作结合起来,使锯烧柴的弯把锯的速度变成音乐的节拍,两者互动起来.节拍是合起来了,但是锯烧柴的速度确大大地慢了下来,别人两天就可以锯完了的烧柴,杜老师居然锯了一个冬天.到了冰雪消融的春天,一车烧柴还剩了好几根,而成为林场职工茶余饭后的一桩笑谈,直气得老伴嘟嘟他好些天.
杜老师早已退休回故乡去了,不知他在故乡可好,也不知他在故乡是否还像在东风林场一样,听着录音机里的音乐,一边打着拍子一边锯着烧柴.
回家过年
能回家过年,是每个炎黄子孙在临近年关那些日子里最大的愿望和企盼.中国人把能够与家人团聚过一个团圆年,看得十分重要.为了能够赶回家过一个年,人们可以说是用尽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尤其是近些年,人员流动较大,每当春节临近,各地方、各级政府,都把能够保证在外的游子回家过个团圆年当作大事来抓,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绞尽了脑汁.大凡能利用上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飞机、轮船,不一而足都派上了用场.
我也多次为了与家人过一个团圆年而奔波过,为了能在那一天赶回家中,乘过火车、乘过轮船、坐过飞机,坐过汽车,而印象最为深刻的却还是1970年的那个春节.那时候过春节可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太平祥和,而是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过一个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春节,不到了年根儿上,是不会知道放不放假,放几天假的.那时我们家还在林场住,我在林业局的武装民兵连当武装民兵,民兵连那时还承担有战备值班任务,更不知能否放假回家过年了.
在企盼中等来了放三天假的通知,而当通知到我们的时候已经都是大年三十的中午了.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中国的交通可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快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天一班的公共交通车早已经发走了,要想赶回家过年,对我几乎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走路回去.谈何容易,我家在林场,距离我的工作地点有八十多公里远,就算我能走回去,也要整整地走两天,没有等到我走到家里,年就已经过完了. 抱着碰一碰运气的心理,我带着我的在迎春镇的大街漫无目地地走着,凡是看见有汽车就去打听一下,是否有往我家的方向去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刮着飕飕的西北风,虽然是年关了,确也看不出有几分年味来,更没有张灯结彩和燃放鞭炮的了.
冬天的天本来就黑的早,当我在街头转了一阵子后,太阳就渐渐地落山了,光线也暗了下来,我也几乎不抱有回家过年的希望了.当我漫无目标地走到了迎春粮库的岗亭前的时候,一辆解放牌大板车刚好从粮库里开了出来.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过去打听了一下司机是否再走了,司机告诉我要赶回八五三农场去.八五三农场距离我家的林场大约还有五、六里山路,已经算是很近了.司机看我带的有,不像是一个坏人,同意我搭车同往,但是因为驾驶室里已经坐满人了,要搭车只能是坐在上边的车厢板里了.尽管是坐在车厢板里,也足以让我十分惊喜了.
车刚刚开动还不觉得怎么冷.待走了十几公里以后,天也完全黑透了,寒风吹透了我的棉大衣和棉裤,手脚都冻得有些麻了,北大荒最冷的季节就是春节前后的那些天了,况且我是坐在汽车驾驶楼外边,车子行走时带来的凉风格外寒冷.为了不让手脚冻伤了,我在车上禁不住跺起脚来,以活动一下冻麻木了的双脚.可能是我跺脚的声音惊动了开车的司机,车停在了路旁,司机的一位助手爬上了车,要和我交换一下位置,让我到驾驶室里去坐一会,暖和一下.我实在不敢有到驾驶室里去暖和一会的奢望,几经推辞,我还是坐到了驾驶室里.就这样,我和司机的助手走十几公里就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林场的灯光.当我挟风裹雪地进了家门的时候,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十分惊喜.虽然是一路风雪,一路颠簸,我总算是在年前赶回了家,与等候的亲人过了个团圆年.
旅行结婚
我和爱人是旅行结婚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那一天正好是农历的8月15日,这个日子我们倒是没有在事前进行过什么挑选.旅行结婚也是为了省去操办酒席等麻烦事,况且七六年全国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弄不好会惹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倒不如旅行结婚一走了之.岂不知这一走,也并非省了什么心,反倒有点儿“惊险”.
我们在迎春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次日早晨就到了牡丹江,那时,出门要买上个卧铺很不容易的,只有挤硬坐车走.下午乘上了去北京的车,大约是火车走到苇河与尚志车站之间的时候,列车的广播里就播出了逝世的消息.当时我们就预感到了这次旅行可能会不太顺利.本来我们是准备早些走的,因七月二十几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使进京的车一直不通,后来勉强修通了,过唐山时,车速也很慢,而且在辽宁的一段还要从赤峰、朝阳等地绕着走,当火车走到唐山时,正好是白天,车虽然没有停,但速度很慢,整个地震的灾害还没有恢复,所有的跨河桥梁全遭部破坏,一孔、一孔地塌在河里,唐山市已经没有一栋楼房或平房是站着的了.只有火车站有一个加水的水塔还立在那里,在车站候车也是露天地.人们的脸上都没有表情,只有满脸的茫然和麻木.
由于刚去世,北京各地都管得很严格,我和爱人既没有出去购物,也没有出去逛街在火车站里匆匆忙忙地搭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赶到了天津大伯父家里.大伯父家住天津市和平区长春道泰隆里（现在已动迁了）,家有伯父母及大哥、三哥、大姐等人,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地高兴.只有因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了天津,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觉,我和常荣三哥要到海河边上的防震棚里去睡觉,白天再回家里来.因为我大伯父的成份高（系资本家）,在那时属于监管对象,或控制对象,加之我们又是从黑龙江省来的陌生人,更重要的是赶上了逝世,居民委对大伯父一家的监控就较平时格外的严格了.隔壁的杨妈时不时地找个小理由过来看一看我们,每天的晚上胡同的门口还都有治安骨干在值班值宿,真有几分如临大敌的气氛.
为了少给大伯父家添点麻烦,我们少住了几天就到山东乡下去住了,从山东乡下回来后去了爱人的老家浙江诸暨,并由诸暨去了杭州,在杭州住在爱人伯母曾当过保姆的一位董姓人家的家里,位置在市中心一个叫小福清巷的胡同里.董姓人家有兄弟二人,十分的好客和有修养,问大伯母才知道,董姓人家解放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家,我们现在住的有几十户的居民大院就曾经是董家的私宅.董家过去曾开过纺织厂、制衣厂、染料厂等几家企业,现在董家已经是普通百姓了.他们一家对我们来自黑龙江省很感兴趣,看得出来,他们一家人对黑龙江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很冷,很荒凉,董家的二弟十分好奇地问我在东北出来小便,时是否要用一根小木棍边尿边敲打,否则就冻成冰棍了.我跟他们说,黑龙江并不像他们听别人传说的那么冷,那么荒凉.在杭州,董家的大哥告诉我说,、王洪文、、姚文元给抓起来了,是“”反党集团.我记得那一天是1976年的10月9日的晚上,不知他们是哪里得到的消息.在杭州游了西湖和黄龙洞等几个地方,10月12日由杭州到了上海.在上海下了火车就走不到街上去了,满街都是游行的队伍,游行的车辆,南京路和外滩已经是人山人海,一些工厂和机关都有武装民兵在持站岗了,气氛十分紧张,似乎有一触即发的大战势头.爱人的两个叔叔和婶婶都在上海工作,一个小表弟在华东师范学院做团的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各种信息都有,据他说,除了“”以外,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也被派来的接管小组看管了.但是从市民的情绪上看,还不是很稳定的.我们在上海没敢多住,当时,我们怕打起仗来,形成以长江南北割据,把我们两个人给阻在江南,形成有家归不了的局面,于是就急急忙忙地买了去天津的车票.待我们到了天津,天津的市民对粉碎“”的事还知之甚少,街上既没有游行的人群,也没有大标语和各种庆祝活动.在我们到了天津的两天以后,天津的大街小巷才有了庆祝游行,和满街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平安地到了天津,我们与大伯父一家团聚在了一起,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回到黑龙江省已经是十月末了.漫天的风雪迎接了我们.在我上班以后,还发生了一件小麻烦事,不知是哪个革命群众向林场的领导打了小报告,说我们花了一大笔钱（一千多元）,游玩了大半个中国,林场主任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很严肃认真地同我谈了话,问我一些情况,我以非常紧张的心情对别人的做了否认.好在也没有进行认真地调查,使我躲过了一劫,但也使我着实地虚惊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