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文章使用了1996年到2009年9个欧盟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在考察居民消费行为基本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政府消费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消费率的增加显著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但是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分别会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0.31和1个百分点,但教育支出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关 键 词 ：政府消费；民生性财政支出；平均消费倾向；挤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9-0036-11
众所周知,对于绝大部分国家而言,居民消费支出始终是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的支出项,同时也是最稳定的支出因素.近10多年来,欧盟成员国的居民消费率总体上比较平稳,但自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财政政策正逐步从宽松的财政政策转换为紧缩的财政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将通过逐步缓解债务危机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但短期内可能影响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关于采用跨国数据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国内外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基于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比如Carroll与Weil,1994；Modigliani与Cao,2004；He和Cao,2007）；（2）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视角（比如Loayza、Hebbel与Serven,2009；Modigliani与Cao,2004；Wei与zhang,2009）；（3）基于收入分配视角（比如Schmidt-Hebbel与serv6n,2000；Jin、Li与Wu,2010）；（4）基于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储蓄动机视角（比如Summers、CalTOU和B1inder,1987；Supan,2002）；（5）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比如Carroll等,1999；Wian,2008；叶德珠、连玉君、黄有光等,2012）：（6）基于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视角（比如Jappelli和Pagno,1994）.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方面对居民消费率与消费储蓄行为的国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由于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居民的消费支出紧密相关,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压缩可能增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本文拟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消费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欧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并结合欧盟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回顾
从财政政策角度进行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研究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对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种否定,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相同或者等价,因为居民预期政府会在未来通过提高税收而补偿当期支付的债券利息,因此消费者会缩减当期的支出来应对未来的税收.Kormendi（1983）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利用美国1929～197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前提下,财政支出对社会总需求影响不显著,税收并不对居民消费起作用.但Modigliani和Sterling（1986）认为Kormendi（1983）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方程设定偏差、数据处理误差以及未遵循生命周期假说.纠正这三个问题后的实证检验结果否定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因为结果显示税收显著降低居民消费,但是财政支出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这两种影响并没有相互抵消.另外有部分文献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比如Evans（1993）在Blanchard（1985）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使用了19个国家1960～1988年的数据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居民消费是否受到政府税收以及债务影响来判断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与否,分国别进行的时间序列回归结果表明只有小部分国家与李嘉图等价定理相悖,但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估计的结果却显著拒绝李嘉图等价.H0（2001）对24个OECD国家从1981-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在以增加税收和发行债券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支出,则会导致居民减少消费以应付当前和未来更高的税收.
鉴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前提条件比较严格,并且模型设定偏差可能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大部分文献用财政支出是否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来判断李嘉图等价是否成立,由此又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结论：一是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显著存在挤出效应.比如Aschauer（1985）在跨期最优模型的框架下对美国1948年第一季度到1981年第四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Ahmed（1986）使用跨期替代模型研究了英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认为政府的临时性支出和持久性支出均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最终结果则是导致了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显著存在挤入效应.比如Ihori（1990）认为财政支出的效应应该取决于居民的预期,其在Djajic（1987）的财政支出动态模型中加入居民预期,模型结论表明如果政府永久性增加支出被完全预期,那么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种影响效果取决于政府支出的初始状态相对于最优水平的位置；Karraas（1994）曾使用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数据,通过构造消费函数模型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三是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两种效应同时存在.Amano和Wirjanto（1997）构造了两时期持久收入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影响存在私人消费的跨期替代与期内替代的情形,并使用了美国1953第一季度到1994第四季度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当私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大于两者的期内替代弹性,政府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而当跨期替代弹性小于（或等于）期内替代弹性,两者成替代（或无）关系.随后Ho（2001a）结合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对台湾1960年到2000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在1980年以前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由挤入效应主导；但在1980年后则刚好相反,由挤出效应变为了主导.对于这样几种不同的实证结果,选取数据的样本国家或地区不同会产生一部分偏差,但Douglas和Mankiw（1998）认为主要在于实证模型设定存在差异,不同的理论模型所对应的假设前提也不一样,这样在变量的选取与处理上又会生产不同,又或者在回归中某些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等使得结果不一致. （二）关于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储蓄影响的研究较多,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证结果,如Alessandro（2010）对意大利20个地区1980～2003年间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是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速度成反比；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支出提高了居民储蓄率从而降低了消费,如Ho（2001b）使用欧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进行DOLS（Dynamic Ordinary Least Squares）分析时发现财政支出挤出了消费；另外Castro（2003）对西班牙1980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二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VAR分析说明,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在短期内能提高消费,但是在中期和长期则会提高储蓄降低消费.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对财政支出的分解项来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进行研究,而这些分项主要集中在养老金支出方面.如Bosworth和Burtles（2003）对欧洲国家实行量入为出（Pay as You Go）养老金政策的国家进行过研究,时间跨度为1970～2000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养老金支出越多则居民储蓄率越低,且政府公共储蓄率越高也会使得居民储蓄率升高；Attanasio和Rohwedder（2001）则对英国的养老金制度与居民储蓄率关系进行了研究,数据采用了1974～1987年的家庭支出调查数据（FES）,最终结果显示英国在1975与1981年的改革中短时间地调低公共养老金使得居民储蓄率迅速上升,表明公共养老金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财政支出的挤出或挤入效应这两方面,虽然也有从民生性财政支出分解后的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分别进行的研究,但较少在同一样本中同时考虑这三方面的对比性研究.本文准备使用1996～200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欧盟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由于选取的样本时间段正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前夕,更能对其影响效应做出更合适的估计,同时以往的研究大多使用了时间序列或是横截面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更能控制未观察到的个体或时间偏差,以避免设定误差,改善估计效率方面更有优势.
二、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计量模型将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居民人均消费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按照理论关联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进行,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APCit等于β0+α*fiscalit+Xit*δ+ηi+νt+εit（1）
其中APC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i、t分别代表国家（或地区）以及时期,fiscal为主要关注的财政支出变量,X为影响消费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收入变量、人口结构变量、金融政策变量与经济结构变量等等）,ε为残差项,η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国家（或地区）个体效应,ν代表年度效应.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GFS）数据库以及OECD统计数据库,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平衡面板数据的要求,我们选择了9个欧洲国家1996-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
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fiscal分别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之比,我们将主要关注这三个变量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情况.其他控制变量X代表如下几个方面：（1）收入变量,包括人均GDP、人均GDP平方以及人均GDP增长率.根据杨天宇、朱诗娥（2007）对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推理,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可能存在U型和倒U型特征,我们加入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根据Modigliani与Cao（2004）的理论模型,收入增长率与居民储蓄倾向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引入人均GDP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预期为负.（2）人口结构变量,包括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城市化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少儿抚养比及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因此它们的系数均预期为正；城市化率代表人口密集程度以及城市发达程度,但基于流动性约束的原因系数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3）产业结构变量,本文拟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之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根据万广华（2008）的研究,将产业结构引入不平等分解式函数,认为产业结构变化也能引起收入的不均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消费失衡,因此加入产业结构变量的预期系数为负.（4）不确定性变量,本文拟采用通货膨胀作为宏观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不确定性将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因此通货膨胀率的系数符号预期为负.（5）金融政策变量,本文采用实际利率作为对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因为现期消费就意味着未来消费的利息损失,而这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偏好.（6）经济结构变量,本文拟采用政府消费率、净出口占GDP之比,基于Karras（1994）以及Ho（2001a,2001b）等研究,政府消费率的系数不确定,净出口占GDP之比的系数预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其解释
(一)基准回归：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首先本文对方程（1）进行没有添加国家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的混合OLS回归（即将多期的横截面进行混合）,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1列；然后在控制年度效应基础上进行了混合OLS回归,结果报告于表2的第2列,并且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年度效应联合显著.表2第3列是随机效应的估计值,且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的p值和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结果验证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以及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第4列是固定效应的估计值,我们报告了年度效应的联合显著性的p值和个体效应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以及豪斯曼（hauan）检验结果的p值,结果显示年度效应和个体效应都是联合显著的,且豪斯曼检验结果（p等于0.000）强烈表明应该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估计,即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于伍德里奇（2003）指出,如果不可观测的国家固定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是相关的,那么混合OLS估计就是有偏误且不一致,同时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控制个体或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巴尔塔基,2010）,因此本文进行结论解释时候所指的估计量是固定效应估计值,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估计值仅仅作为参照系. 从表2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收入的两个变量人均实际GDP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也就是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小,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平均消费倾向最高.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人口结构变量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都为负,但只有老年抚养比系数显著与生命周期理论不符,可能是由于养老成本的提高使得居民需要进行提前储蓄.城市化率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与城市聚集生活成本提高与流动性约束有关.作为不确定性变量的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负鞍钢显著,说明居民为应对未来存在的支出与消费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利率的系数为负,说明居民更加偏向于未来消费从而缩减现期消费.经济结构变量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净出口占GDP之比的系数均不显著,但政府消费明显挤出了居民消费.
(二)添加财政支出结构变量的OLS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3中分别加入了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之比三个变量,基于上一节中的回归结果和说明,我们选取随机效应作为对比,还是关注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上来看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因此回归方程是较稳健的.我们主要关注的财政变量中,教育支出占GDP之比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的教育支出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占总支出较大的比例,且发达国家的居民更倾向于进入师资力量等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就读,因此政府在非公立学校上的支出较小且作用有限.在包含医疗支出占比的第3、4列中我们去除了时间效应,因为联合显著性检验并未通过,医疗卫生支出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促进作用的.虽然欧洲国家在医疗上的支出比重比教育支出比重高出不多,但医疗体系的发达还是让居民降低了在这一方面的储蓄.最后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变量,对居民人均消费倾向的作用也为正,根据Page（1998）的统计,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5种理论：退休性储蓄与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遗赠储蓄动机、拇指规则以及消费者短视理论,但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未来预期与消费习惯,因而能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另外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实际收入不确定性的变量通货膨胀的系数始终为负且显著,再结合财政变量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正效应,居民的心理预期中应该是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健全的医疗体系本身就能显著地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支出,而社会养老金更是居民退休后生活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96-2009年9个欧盟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在考察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基本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政府消费与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欧盟国家财政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财政消费率的提高显著降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第二,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分别提高人均消费倾向0.31和1.00个百分点.我们发现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消费作为一国经济增长中最稳定的一个方面,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考虑各种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欧盟中一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结构实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近两年欧债危机之后,部分国家陆续宣布开始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一方面有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但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们也需要考虑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性财政支出部分的调整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促进作用的,那么在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如何调整民生性财政支出的结构,或如何对社会保障机制进行调整非常关键,因为保持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恢复平稳增长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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