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实证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正的效应,说明财政支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文章最后提出了优化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财政农业支出；农民收入；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English Topic An Analysis of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Promotes Our Country farmer ine Growing
ABSTRACTthe thesis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ur country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on farmer’s ine increasing from the reform and the open,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has surely promoted farmer’s in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promoting our country farmer ine growth.
Key word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farmer ine,optimizing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8倍,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元[1],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5919元.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效果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运行状况,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不过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两种不同的关系.有时是互补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拉动的作用；但是,有时二者又可能是替代关系,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可能同时具有替代和互补关系.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带动民众收入增长,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贝利首次提出,财政向农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单位 的农民生产性投入[2].根据这种假说,某农户的生产函数 , , , .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增加,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增加；这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呈互补关系.Barro[3]将有效生产概念 引入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Komendi[4]和Aschauer[5]各自用美国的经验资料,Ahmed[6]用英国的经验资料分别检验 的符号；他们研究证明,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替代关系；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互补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农支出变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指出扩大以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起到拉动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加快我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短期内能够直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长期有助于夯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0》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在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非农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以及采集、捕猎等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农业收入.今后,财政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会逐年增加.根据农民收入来源的性质,我们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取得的非农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合并为非农业收入,将家庭经营农业取得收入称为农业收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2473元、2356元、448元和642元.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21%增加到了2010年的60%,上升了31个百分点；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80年的79%下降到了2010年的40%.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强劲,非农业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2%,也就是说,在农民来自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来自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近年来,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海啸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放慢甚至停止,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利益,拓宽农民非农收入渠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2）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得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农作物耕种面积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等.我们应从农业和非农业这两种取得收入的渠道去寻找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因素.
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多少决定了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大小,而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又取决于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接受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和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等.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长、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好,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多,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短、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差,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少,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少,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快,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慢,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少,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民信贷资金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的权利就越多,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金融越落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7].农民耕种的农作物面积越多,农民取得的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财政支农支出越多,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8].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种因素设定模型变量,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 ,解释变量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 、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 、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数量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 .基于以上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设定,我们构建如下面板数据（panel date）回归方程：
其中, 为常数项； 、 、 、 、 分别为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最后一项 是残差项.
（2）数据说明
下面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说明.
本文用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且用1980年等于100的CPI进行了换算[9].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与其选择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数量正比例；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越多,其获得非农业收入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据此,本文用农民人均接受教育的年份来衡量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用每年全国总的农作物耕种面积除以总的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文用金融机构投向农村地区的信贷总量除以农民总人数所得的商,代表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规模包括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用每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数量除以农村居民总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农村产业结构变量；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上升,是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可以反映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状况.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城市化水平高,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高；反之,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低,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低；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格兰杰（1998）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11],该方法对模型中所有独立的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模型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采用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对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
（1）检验结果.
根据eviews5.1输出,检验结果如下：
下面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的显著性：
给定显著性水平α等于0.0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等于91-4-1等于86的双侧分位数 ；给定显著性水平α等于0.2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等于91-4-1等于86的双侧分位数 .显然, , , , , ,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又因为 ,这意味着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没有表现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 ,即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表明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从上面的检验过程可以看出,加入地区虚变量后,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虚变量系数显著.说明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就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差异性.
（2）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分析.
从加入地区虚变量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差异性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更显著,而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
虽然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但并不证明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非常小已到极限,它只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靠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不足以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如果能够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那么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空间还会很大.首先,我国目前不稳定的农地制度使农户对自己承包的耕地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不定期调整的负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集体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承包耕地拿走,同时拿走农户投入耕地上的中长期投资,耕地的原承包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开始承包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久而久之,我国土地产出率就会很低,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会越来越少,这是我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其次,我国目前的农地也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被几亩耕地捆绑住的农户是很难增加其收入的；再次,我国目前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纷纷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荒芜.由于农业生产无法带来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民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导致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时所提到的一样,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就业获利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途径和速度不同[12].例如,广东省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比湖南省少,但是,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广东省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远高于湖南省.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这一点,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589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877元.
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增加0.47元；虽然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带来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不高,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大部分被用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等管理人员发工资或投入没有发挥作用的农业基本设施建设.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在增加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区域差异性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帮助农民提高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等于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的能力就会增强.
五、扩大财政农业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1.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地方相互分工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实现由“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地区政府机构大幅度“消肿”和政府职能转换[13].财政农业支出资金要重点用于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上,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今后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应支持农村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帮助困难地区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拖欠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组织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支持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
2.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目前,我国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过高,各农业事业部门人员和机构臃肿,许多部门出现人员编制严重超标,机构重复或有的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行政机构,降低农业事业费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前提.通过降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和不断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增加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支出,提高其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14].
3.开辟各种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
长远来说,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办法是.（1）社会各界支持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其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2）支持农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问题,支持农户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减少农民的数量.要使农村土地得以集中和规模经营,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权得以流动和转让,进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流动和转让,也就是使土地这一资源也得以经由市场来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3）支持农村推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农民在中小城市就业、安家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