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的现状,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阻碍.本文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研究通过财政政策从两方面以实现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培养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因素,实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从而体现其价值：从短期的结构调整来看,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等税收手段的健全以推进社会公平.
关 键 词 ：财政政策：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9-0063-02
一、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
我国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目标,和谐社会的经济标准中应重点考虑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经济现实中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和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向着警戒线的方向恶化,并且目前有部分研究称我国基尼系数已超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了现实矛盾的严重对立.
至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万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需要扶持的贫困群体数量依然庞大.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夫威茨2005年10月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中国之行”考察感受,谈及更多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他提到,用联合国定义标准,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沃尔夫威茨认为“中国减贫任务还非常艰巨.”全世界共有12亿人每天收人低于1美元,其中70％生活在农村,在中国则几乎是全部.
然而在贫困人口依然如此庞大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的发展速度亦是惊人,2004年,中国富裕人士以12％的增速排名第二,这一增幅大大高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3.5％的增速和中国经济9.1％的增速.2005年,中国首500位富人的财富总额从5000亿元猛增至6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幅达20％.在绝对贫困人口仍然居于世界第二位的同时,据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投资报告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连续三年列世界首位.世界众多奢侈品巨头都把发展眼光投向了中国.据统计,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本应缩小的城农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对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了巨大的阻碍,主要体现在：
1,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拉开非常大的差距,形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
2,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这里的起点不公平是指由于政策和人为造成的后天因素,比如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这利,层层累计的不公平加剧了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的态势,并且直接加剧了社会现实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产生于中国今后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群体中.
3,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这表现在人的发展机会不是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不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不是平等的,这其中由政策因素引起的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收入过高,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不能具体明确落实从而政府寻租现象普遍存在,证券、金融行业透明程度与监管力度不够等等是明显表现.
4,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使得人人力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本比例不高,形成高质量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更是极为缺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使得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首先使得投资方向偏向于资源占有和物质资本形成而不是人力资本培育,同时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使得消费增长有限.
5,垄断企业的财富分配比例过高成为社会严重不满弊病.垄断企业所垄断的资源,其实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拥有全国共有的资源并且财富分配比例数倍高于一般企业,还通过垄断聚敛全国人民财富消费,从资源、财富分配、消费上三重创伤经济秩序,并且成为社会不和谐主调之一.
6,资源获取不公平.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商的高利润成为全国焦点,房地产质量投诉全国领先,消费纠纷全国前列,然而利润率仍然保持行业之首,这和其中各个环节缺乏公平基础大大有关.这其中资源获取环节是关键.
7,财政政策支撑不到位.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一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税收问题的不公正可见一一般,为中国经济作出最主要贡献的中等收入劳动群体承担着国内最主要的税负功能,这严重打击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业.
三、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可行性
以财政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进行,最为根本的是培养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因素,实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从而体现其价值；从短期的结构调整来看,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等税收手段的健全以推进社会公平.
1,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的培育上,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宏观上持续提升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引导全社会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投入.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同时,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教育投入机制,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控股型企业开始加强对于教育费用的支出引导全社会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培育,以贴息、税收减免等财政政策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政府应加大对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于处于研究与开发初级知识与创新生产的基础研发阶段,加大对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与技术创新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促进研究开发活动中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政策还直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投入质量,增加可用于技术创新领域人力资本量,并提升技术创新领域人力资本效益回报,以加强人力资本进入高新技术领域的积极性.这首先要求政府加大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公共资源的投入,这些投^或是转化为直接的人力资本或是提高了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投资收益率,因而可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积极投入人力资本的热情；同时大胆提高对于技术创新领域从业人员的待遇,奖励自主创新人才,补贴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引导全社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
财政政策也应作用于形成技术创新的激励导向,形成创新氛围,以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高回报使得经济投资 主体由资源抢占、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投入.比如,通过激励导向型的创新型,15-~激励税收政策、研发激励型的政府资助政策、激励型的政府技术政策,以刺激创新型人力资本形成,而非对于物质资本的占有和国有资源的抢占,创造出大量以人力资本收益为特征的中产阶级,有-效缩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2,短期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首先就是要加强对于基本民生的投入,加强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并保证公平秩序.然而,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现有的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这些改革实际上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各方面的支出和费用,与社会公平的方向完全背离.政府的社会保险支出,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提供相应的财力保障,这应该是对于社会的贫穷阶层更为有利,从而在实际上起到公平社会福利的作用.
财政政策另一个更为有力的调节手段是税收手段,通过所得税、财产税和资源税以保证社会公平.对于没有力法避免的不公平的资源占据和获取,可通过资源税进行调节,这其中,尤以土地、自然资源、垄断资源、教育资源、公共卫生资源等等最为重要.资源税的征取并合理使用是调节社会公平和财富收入不公的根本解决办法,然而资源税的启动必然触及到多方面利益团体的核心利益,制定和执行的难度较大,可行性实际上不高.所得税方面,据前文所述,暴利行业、富裕阶层所缴纳的税收比例过低应成为改革的重点,我国一直为人所病的简单从量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也应尽早调整.
1,规范和增加财产税税种,提升财产税收入于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财产的私有化程度已有所提高,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应适时增加财产课税税种,适当调整某些税种的征收范围,调整税目税率.人们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分配悬殊问题也日益显凸出来,这一方面使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增加财产课税收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征收财产税更为必要.由于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征管水平较低等原因,我国的财产税制宜采用按不同财产分别课征的个别财产税制,而不是综合所有财产课征的一般财产税.我国财产税制应包括的税种有：房产税、土地税、不动产税、车船税、契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2,完善财产税制度设计.首先是物业税的开征；其次是完善土地税,以加强对土地的取得、占用和转让等各环节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扩大契税的征收范围,保护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严格执行土地闲置税和土地荒芜税；然后是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高收入,这从完善税制、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鼓励勤劳致富等方面考虑都是极为必要的.课税对象范围应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