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它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出题困境”导致俞樾严重失误】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说,他的两位得意门生,“李少荃是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拼命著书”.李少荃就是李鸿章,少荃是他的号.俞荫甫是俞樾,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荫甫是他的字.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人生志趣迥异,道路有别,不过两人的努力都结出了硕果,只是果实不同、滋味有异而已.李鸿章官做得成功,身系国运,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俞樾著作等身,章太炎、吴昌硕等众多学术、文化精英均出其门下,实际影响或许不在李鸿章之下.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当年曾国藩是阅卷官,所以曾国藩算是俞樾的“座师”.俞樾生于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时还不到30岁,可谓少年得志,此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并受咸丰皇帝赏识,可谓官途无量,何以后来弃官途而一门心思做学问呢
事因起于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出考题失误丢了官.咸丰七年(1857)七月,御史曹泽告发此前一年俞樾出题荒谬,咸丰下旨交河南巡抚英桂等查办.核查属实,咸丰大为光火,下旨永不叙用,俞樾的官途从此终结.
俞樾出了三道题:第一题,“君夫人阳货欲”,第二题,“王速出令反”,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三题都出自儒家经典:第一题出自《论语》,第二、三题出自《孟子》.题目出自“四书”,完全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问题
问题出在“截搭”.所谓“截搭”,就是截取上一句话末尾的几个字和下句话开头的几个字搭配起来.古书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对理解语义非常关键.截搭破坏正常的断句规则,很容易造成“文义难通”甚至“戏侮圣言”的现象.
三道题中,第二题语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句,是将应断开的“反”字截下来搭到前面的“王速出令”后面,第三题是将《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一段话中后句的“我”字截下来搭到上句去.这两个题目在相邻的句子之间截搭,算是典型的截搭题,而第一题则是非典型截搭题.该题前半部分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的最后一句话“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后半部分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第一句话“阳货欲见孔子”,截取两章的前后搭在一起,成为“君夫人阳货欲”.众所周知,《论语》二十个章节,一般来说,在古书中各章是相对独立的,每一章结束后下章要另页起排.这个题目将后一章的开头搭到前一章的结尾,而且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变成“阳货欲”这种莫名其妙的字眼,这样僻怪,刁难考生,也太说不过去了.
如果说第一题让人莫名其妙的话,那么第二题、第三题在意义上的歧义更大.第二题“王速出令反”,从字面上看完全可以理解为“王出令使造反”,这就有谋逆的嫌疑了.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意思上可以理解成“无君而有我”,也是大逆不道的.“君夫人”和“阳货欲”分属不同的意义单元,合起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题目完全是考不出水平的.俞樾出这样的考题,可说思虑极不周全.
问题是,俞樾为什么会出截搭题这只能归于科举的出题困境.
截搭题在宋代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科举考试专门从儒家经典出题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之一.考生十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可说早已滚瓜烂熟,而且对那些可能出题的地方早已进行模拟训练,并准备了范文当“标准答案”了.为了避免让考生遇到准备好的范文而侥幸成功导致遗漏真才的情况,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冷僻题目,比如截搭题,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此,出截搭题在政策上并没有违反规定,不过为了避免这类题通常存在的割裂文义的弊病,一般要求所出的题“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而不能“恣意穿凿,割裂语气”.
俞樾出的三道题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曾国藩极力保荐,朝廷看在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分上,俞樾恐怕就不是丢官这么简单了,丢命也不算不正常.
【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科举考场】
截搭题只是宋明以来科举中出现的弊病之一.被认为最严重的弊病、遭受最多激烈批评的,是八股文.但简单地批评八股文,其实并未看到问题的深处.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实际上是一种文章的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八股文的字数有严格限定,明代是三五百字,清代乾隆以后限定在700字.可以想见,要在一篇700字以内的有限空间中写好文章,说清道理,必须讲究起、承、转、合的文字技巧,而八股文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来结构文章,不失为严谨、有效的办法.当然,一旦写文章的思路全部模式化,便难免失去变化的生机.但这不能说是八股文的真正弊病,真正的弊病是出题限制在“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又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思考,束缚其心性.
与八股文同样受批的是应试诗.唐代进士考试考写诗作赋,考场写出来的诗很少有佳作.应试的诗有很多限制,首先必须是五言排律,严格限韵.这可能和考八股文一样,既然是考试,就必须设置严格的要求,要求越细,越容易评判,这是追求公平的代价.若无客观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评判不公,这就像现在考试趋于客观化一样.综观历代应试诗,尽管佳作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的考题是《湘灵鼓瑟诗》,出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个题目与音乐欣赏有关,钱起的应试诗中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表现音乐演奏结束后听众还沉浸在无限回味之中的感觉,是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史上难得的佳品.如专论音乐欣赏,估计可算诗史第一.而钱起作为诗人,最优秀的也就是这两句,但这两句是在科举考场上写出来的.再如俞樾考进士时,殿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写的诗头一句是“花落春仍在”,曾国藩看后激赏,认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力荐第一.清代诗歌存量虽大,仅乾隆一人写的诗就以万计,但能够让人记住的又有几句俞樾仅仅凭这一句诗就可以入选清代名诗人之列了,可是这句诗也是在考场上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应试诗虽是戴着脚镣跳舞,但并未限制住诗人.唐代考作诗,也未见得对唐代诗人的思想造成束缚,对声律的严格要求反而有利于诗人锤炼诗艺,可能还有助于唐诗的繁荣.
八股文、应试诗等考试形式方面的弊病是有限的,科举之弊主要不在考试形式,而在思想内容,其大弊是内容的绝对“儒家化”造成的.
【科举的好处没有得到继承,坏处却发扬光大了】
宋代以后,科举内容有绝对“儒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政治方面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步,可以说是宋明以来政治方面集权化、专制化加强的结果.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行三场试.第一场为“帖经”,类似填空题,就是要求填出所取经书中被贴白、没有露出来的几个字,一般有10 题,4 题或 6 题答对算通过.“帖经”的“经”,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时也加试《道德经》.第二场为“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表、论等各种文体,但主要是诗、赋,即写一首限定题目和韵脚的五言律诗,做一篇同样要求的赋.第三场是“时务策”,是提出时事政治问题要求考生献计献策.从三场试的内容看,它对考生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第一场考文化基础,第二场考文学才华,第三场考政治才能.
考文才的第二场“杂文”试是重点,成败主要在这一场.“杂文”试的诗赋试题,据笔者统计,现在知道的题目有137个,对其内涵进行考证可以发现,出自儒家典籍、其他文献、现实生活三类题材的题目各约占1/3.儒家经典在其中占有优势,但不是绝对的,道家题目也不少,这就要求考生不能偏于儒家,只熟悉儒家经典有可能考不上.所以唐代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比较宽,不像宋明以后专攻儒典,知识结构“窄化”.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唐代以后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北宋王安石改革时要求专考儒家经典是一变,明初要求考八股文又是一变.这两次变化,使考试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僵化.出现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科举本身的困境在特定政治现实下的合理结果.
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是不重出身、只看才能,以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实行世袭制,凭血统而不凭才能任官.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政治角逐需要真才实干,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滥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并代代相承,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也被淘汰.只有科举制,因其公开、公正、公平,比之世袭制、荐举制有不言自明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在隋唐兴起后一直沿承下来,成为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从公元622年到1905年,沿用了1383年.
科举是为了选拔符合王朝统治需要的人才,但考试内容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却是个难题.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外乎德、才两项.有德曰贤,有才曰能,前为贤者,后为能者.科举是王朝统治者主导的,对他们来说,符合需要的人才最好是天才+奴才.天才是才能突出,能帮助统治,奴才是能体会上意,没有独立人格,忠诚有保证.科举能有什么办法把两个选才目标统一起来这是科举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但看来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就常常出现争议.唐代进士考诗赋,评判标准是“巧丽”,唐代很多人认为这只能助长“浮华”的社会风气,多次掀起要求改变考试内容的大辩论.因为诗赋考试侧重文才,无法顾及“德”的要求,所以主张“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的人反对这种考试内容.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儒家尊王,支持大一统,最对统治者的心思.因此,要顾及“德”与“才”,恐怕只有考儒家经典,从中精心设计才有可能.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施效果不错.经历晚唐五代权力丧失的政治动荡,入宋以后政治制度设计的第一要求是加强集权,礼敬王道的儒家思想开始占据高地,“奴才”思想抬头,所以要求进士考试专从儒家经典出题就成了一个能够照顾德(“奴才”)和才(“天才”)要求的可能方案.从这一点看,王安石时代的变革可谓历史大势所趋,苏轼等人的反对不可能产生效果.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对进士考试内容变革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说:“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认为变革之后的考试“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但是道理归道理,历史情势已不同于唐,变革的趋势难以阻挡.
入明以后,集权的专制主义更趋严重,所以八股文的出现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八股文更有利于选拔“奴才”的一面,与宋代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只是更进一步而已.
因此,中国科举的真正弊病,不是八股文、应试诗、截搭题之类的考试形式,而是通过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指导方针,而这最终归于皇权专制体制的思想控制需要.所以说,科举之弊,实是专制之弊,而非考试之弊.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科举制中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得到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奴才”遍地、“天才”稀缺,何谈“软实力”】
现在人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还有“软实力”的问题,要使国家的“软实力”得以提升,就必须从科举的利病中借鉴经验,扬其长而避其短.进一步反思,中国人一向有大国情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然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能否使中国担当“大国”之实
因此,无论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还是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角度,都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发扬科举作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优点,而摒弃那种借教育、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病.优点不发扬,人才受压制,难以脱颖而出.缺点不摒弃,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天才”,只能产生思想僵化的“奴才”.“奴才”遍地、“天才”稀缺,很难有真正的“软实力”,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恐怕也很难真正实现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