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

摘 要：在众多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以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虽然是文学史经典,但难以成为文学或者新诗经典.《女神》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而新诗目前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接受,都呈现出不容乐观的困境.本文试图以再读和重评《女神》为基础,并以此为个案,来探寻新诗发展中的瓶颈以及解决途径.

关 键 词 ：新诗 《女神》 文学价值 文学史价值

在众多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认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阅读、评价和认识中,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明显错位.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胡适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胡适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胡适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胡适：《胡适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胡适：《<尝试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晓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9]郭沫若：《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吴正华 江苏省南通体臣卫生学校 22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