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今年秋季北京新版语文教材及扩展读物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许三观记》、《秦腔》、《百年孤独》、《雪山飞狐》等中外现当代文学作品竞相“上岗”,《六国论》、《石钟山记》、《伶官传序》、《阿Q正传》等传统篇目被黯然“解聘”.
传媒人士从中过滤出最敏感的两个名字,“金庸取代鲁迅”一说传出,海内皆惊,哗然一片.
经典屡遭撤换和质疑,流行通俗元素大举“入侵”,欢呼声和唾骂声夹道并峙,近年来的教改,俨然成为一场“嘴上风暴”.今世今日,语文作为“国之重器”,“学问”之起点,究竟以何为本?关于“流行”和“经典”对于人文基础教育作用之探讨,比重之协调,方式之演变,辩论声尤显尖锐.
当“流行”化为“潮流”,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可微渺,亦可浩瀚；人类赖以立足之“传统”,处于包围之中,可受其泽惠,亦可毁于溃溢.去圣已远的时代,该如何审视流行与传统这两种无法割裂于生命之外的力量?被撼动的,何止一本语文教材等
金庸取代鲁迅,这是一个伪问题?
“金庸的《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个假新闻.但在昨天,我接到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节目邀请,即使我们作出了澄清,即使他们明白那是假新闻,他们还是对鲁迅和金庸的问题感兴趣.”8月23日,北京课标版语文教材编写者之一、北京大学副教授高远东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开门见山抛出一番无奈之辞.
尽管编写者一再解释《雪山飞狐》属于“编外”性质的扩展备选篇目,而《阿Q正传》落选仅是由于篇幅限制,两者的取舍并没有直接挂钩的关系,然而,金庸和鲁迅“关公战秦琼”的局面依旧被传媒及大众人为地强化凸显.实际上,这两位大人物之间的虚拟较量几乎出现在每一次有关语文课改的新闻中.2004年,《天龙八部》中“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一节,冲进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读本(必修)里,武侠作品的“入侵”被视为“一条搅动教学理念的鲇鱼”.而鲁迅《一件小事》、《祝福》、《药》等名作在接下来的各地教改连锁反应中,逐渐根基大动,渐成守势.闲言碎语的焦点遂从“金庸能否进入教材”演变到“金庸是否将要替代鲁迅”.
当不少人为新教改“注重时代元素”、“尊重学生口味”、“还原文本审美”鼓与呼的同时,“媚俗的娱乐化倾向”、“大国文化的堕落”等吊唁气质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不过,六成网民认为“鲁迅与金庸难以相互替代.”既然难以替代,为何金庸与鲁迅又偏偏被“强制”对垒?除了归功于二人的“眼球效应”,还有什么在悄然刺激着大众的唾液分泌腺?
日前,以金庸研究著称的学者孔庆东接受重庆记者采访时表示,因篇幅太长,选择难度大,金庸作品不适合进中学教材,但他也认为,《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对于现代学生而言理解起来很吃力,“许多高中生在看完《阿Q正传》后,只记住了一句话,‘吴妈,我要跟你困觉!'”而德国汉学家顾彬则态度强硬,“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100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是经典“过时”,还是教材“超载”了?
金庸被当作教改人性化、多元化的信号已非一日,在他的背后有高唱“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的罗大佑,有至今仍处于赞弹臧否之间的后辈周杰伦和刘翔,以及“晕菜”、“机器猫”等新鲜词汇的登堂入室.至于传统教材中必选的“例牌”鲁迅,如今也不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茕茕一夫,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的范文《荷塘月色》,在某地教材中被台湾当代作家颜元叔的《荷塘风起》取而代之.换言之,金庸与鲁迅,只是被挑出来当作“新桃换旧符”的两面旗帜.
不能忽视的还有一连串“过时”、“落伍”的文字.山东的赵爱春撰文认为《陈情表》是“千古矫情”之文,李密所标榜的“孝”掺杂着极强的功利色彩,主张从中学教材里剔除.西安党校教授胡觉照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认为其中宣扬的“愚忠”思想不利于初中生形成科学的军事观和“止战息兵”的观念等
对于语文教材近年来日益明显的“大换血”趋势,除了尖锐对立的正反两方,有相当多的旁观者在争议中采取了观望折衷的态度.不能为“换血”而“换血”、应保证新旧“血液”反差不会过于强烈以致“排异反应”,则成为不少人士心目中的一道底线.
回顾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不得不承认,语文课本需要承载的东西太多：千秋家国梦、人性真善美,熏陶、教诲、感化,缺一不可.某个篇目的存废、某位作家的取舍,引发出前所未有之关注,有批评家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过去片面强调“文以载道”、“德育优先”的教学方式的反思.随着观念习俗、社会生活的大转折,意识形态领域“坚冰”的不断溶解,过去唱主角的著名篇什遭遇颠覆性评价、逸于主流视野之外的作品得到重新评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刘葵认为,“一个人的文章是不是就能作为开放式教育的体现这实际上是可待商榷的.”
当我们对某个人某个篇章的入选或落选而‘指手画脚’时,实际上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再审视和重新定位,它恰从一个侧面映衬了我们身处时代的文化正在走向包容和个性化.”一位评论者如是说.
流行“上位”必以经典“让位”为代价?
“金庸与鲁迅之争就是大众文化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反映,也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教材的改革是中国文化格局处于不断调整中的一面镜子.”武汉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昌切在审视中国“教改风波”时作出这样的判断.
由此反思20年后的“教改之惑”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当善于“以柔克刚”的流行文化符号在现实语境下无阻不透,而以读经热、历史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回归也在蔚然成风的时期,更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流行”的“上位”是否必然以“经典”的“让位”为代价?作为“国之大器”的语文教材,如何拿捏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接触到的传统“经典”和渗透入骨的流行“杰作”之间的平衡?怎样才能让下一代不会失去品味经典的能力和耐性?
教改研究者丁肇熙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现今中学教材里面今古文大致比例为4：1,古文分量偏少,文体上比例也较失调,散文诗歌戏剧偏少,国粹京剧和地方戏曲更是罕有体现.而当大陆这边忙着“与时俱进”的同时,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中学语文科主任王士荣观察到,台湾教材的文言文非常多,12篇文章里,现代文可能就只有三四篇.“我们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
不得不说,虽然“百家讲坛”的火爆、以现代方式解读、包装经典的图书走红昭示出一丝流行与经典在中国“和光同尘”的美妙前景,尽管唐诗宋词在各自的时代也是流行的别称,但鉴于现实生活中“流行”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传统”的式微让有心人食不甘味.无独有偶,前两年英国牛津大学在400多名10到12岁儿童中做了一次单词拼写调查,结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毫不犹豫就能拼写出大卫贝克汉姆(Did Beckham)的名字,只有8％的人能正确拼写出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一些孩子甚至认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是两个单词.英国教育学者的忧愤听上去实在耳熟：“很显然,流行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要比正规教育的影响大得多,可怕的是,这一影响仍在蔓延.”
“救救孩子”还是“救救鲁迅”?
教材怎么改才好?北大高远东教授提出3个目标：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其语文素养的形成；能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如果这种改动能够对学生的人生观、语文素养、趣味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以为这种改动就是有功的.”
诚哉斯言.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绝非更换几篇课文所能完成.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崇科曾指出：“由于我们的教育方式考试体制有问题,考试体制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功利化,如果按照时代背景、作者介绍、重点词句、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标准去讲解,再好的文章也是味同嚼蜡.不改变教学模式,只换几篇课文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已经成为一些孩子的口头禅的时候,北京一位媒体从业者于德清在刊登于《新京报》的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从《狂人日记》里看到中国文化吃人,从《阿Q正传》中看到民族的劣根性,我也相信很多人,仍然跳不出中国文化、民族这两个框框,从而试图去辨析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等而这些作品又被现行的教育体制强化了宏大叙事的时候,其继续存在只能是启蒙的障碍等少一副枷锁,孩子们就能多一分快乐.教改以何为大?应以孩子们的快乐为大!”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去年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纪念活动,打出了“还原鲁迅”的口号.学者陈丹青有言：90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除了教材改革,教材的编写权和选择权同样惹人争议.在教育部采取“一纲多本”的政策后,各地可根据新课标自行选择课本,但仍未摆脱高考压力的母语教育如何避免削足适履,从而更加贴近“文学之美、人文之质”的天然诉求?教材编写可否引入听证环节?都正在引发各界源源不断的争论与思索.
无论如何,容量终归有限的教材不该是“圈养”学生、画地为牢的工具,读书和学习的乐趣也绝不局限于课堂.“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存焉.史传载故事,文集妙词章,与夫阴阳、卜筮、方技、小说,亦有可喜之谈,篇卷浩博,非岁月可竟.”(《袁氏世范》),在这一点上,“杂家”鲁迅先生堪为永世垂范的经典.
百家论坛
昌切(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
以经典文化为主,流行文化的比重越少越好
当前语境下,以金庸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流行元素,包括其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占据了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说得可怕一点是“恶俗”,说得动听一点是“大众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兴盛反映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现在已经渗透到教育体制之中了,动摇着教育原来的文化结构.
金庸与鲁迅之争就是大众文化渗透到教育中的反映,也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教材的改革是中国文化格局调整中的一面镜子.我认为中学语文的教育应注重基本语文技能的培养和人文素养,中学阶段完成人类基本典籍的一般性了解,从小学到中学包括大学本科阶段的语文教育,我主张以经典文化为主,流行文化的比重越少越好.
中国古代典籍和现代典籍应该在中学课本中占据绝对的优势.中国古代、现代,西方基本典籍占80％.20％给现行的流行的以及还没有被经典化的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
黄树森(著名文艺评论家)
不能将经典与大众文化对立起来
首先,大众文化可能成为经典,如唐诗宋词和红楼梦在各自的时代就是流行文化,而纯文学和精英文化同时也接纳了大众文化的因素.中学语文教材篇目的编选也应该同时吸收传统经典和流行文化,否则不利于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基础文化的教育要将文化历史素养的培养与实用性结合起来,加入流行文化的元素有利于孩子们与社会更好地接触和交流.我个人认为传统经典与现代文化两者大体相当,而传统文化的比重稍多一点即可.
叶春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专家)
语文教育理应教授中国传统文化
剔掉传统古文篇目增加现代流行元素实在是不应该,如果说因为这些篇目已经过时了而用当下的东西取代,我只能说某些教材编者缺乏基本的国学知识和传播文化的修养.把金庸的小说选进教材我是赞同的,因为金庸文化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语文教育理应教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惜的是,现在有些办国学班的人,对国学的了解也只是皮毛,以为教孩子们背三字经就是在传播国学,有些老师甚至连什么是“四书五经”都不知道,真是让人痛心.
马瑞芳(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百家讲坛》“聊斋”主讲人)
很多人都没有对经典失去耐性,是教材编著者失去了耐性
将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篇目撤除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可能在艺术上、思想上有其他的作品比它们好,但换上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之作也未尝不可.
很多人都没有对经典失去耐性,只是教材的编著者失去了耐性.在我看来,消费文化永远代替不了经典文化,娱乐也代表不了思想.
我非常喜欢林黛玉的这句话：“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在纷纭复杂的文化形态中,古代典籍也浩如烟海,我们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最经典的那部分,如果连这部分都失去了,那是很悲惨的事情.
师永刚(知名作家、策划人)
流行文化的传播不应该由语文教材来承担
语文教材的改革首先是一种进步,但改革的方向对不对还不好说,教材的改革者是不是权威也值得探讨.他们要去掉一些篇目而换上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做的动机、标准、价值判断是什么?他们要倡导什么,舍弃什么?不将这些因素公布于众,不去和全社会一起探讨教改方向而以少数人的意志取代多数人的意志的做法是非常草率的、非常不对的,我觉得这才是教改的关键问题.
不是我们对经典失去了耐性,相反我认为现在正是人们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开始,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自觉自发地接近传统文化来寻回民族自尊心,教材改革的去经典化并不能代表当下整个社会文化的脉动和走向.至于教材中的各类比重,我的想法是：传统文学50％,现当代经典20％～30％,刘翔之类,5％都会觉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出现在语文教材中.因为流行文化的传播不应该由语文教材来承担,那是媒体的责任.语文是国之大器,要做一本让社会公认的教材,马虎不得,随意不得!
（摘自9月2日《南方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访谈
关于北京版教改
问：这次高中教材都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变?
北京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云峰：随着课程内容调整,新教材要体现时代性,各科教材都有调整,主要是把一些不特别重要的内容做了调整.另外,教材组织方式、结构安排和设计方式都有调整.
问：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王云峰：原来的高中课程是在近代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旧的以知识为主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前进,新的知识在不断的增加,知识结构也有调整,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原来旧的基础知识上.
问：有家长指出“必修教材某些课程教材本数由原来的三年6本增加到9本是否会增加负担”?
王云峰：过去一个学期是一本教材,现在改成学段学习,如果套用过去学期概念,一个学期相当于现在两个模块的教学时间,一个模块一本教材.看上去,好像教材增加了,实际学生不像想像的那样,本多了但总量还是控制的.分解到不同的模块里了.
问：语文教材这次调整的内容比较大,调整后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王云峰：语文教材调整首先不是篇目问题,更多的关注如何促进学生语文素养提高,通过语文学习,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这是高中语文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核心目标,所以对课程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
问：作为校长,你感觉新教材对比旧教材有哪些变化?
北京市56中校长焦元顺：新课改首先改的是旧教材的繁、难、偏、旧,新增加的内容比较贴近生活.但是否能让大家100%都满意,还不敢说.
问：你感觉对比旧教材,新教材是难了还是简单了?
北京市56中高一年级组组长段富刚：对于我们普通校来讲,新教材难了,所选篇目广度和深度加宽了.但在开学前期,我们在授课时会选择避难就简,逐渐由易到难.
（摘自8月30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