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文学教学的点滴

摘 要:本文所谈的是古代文学教学中有关古代文学的现代阐释及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等问题.文章认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古代文学的现代阐释是必然和必须的,一方面,我们应尽可能还原古代文学生成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站在今天可能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对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做出符合科学精神和艺术规律的阐释及评价.古代文学教学,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比一般知识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


关 键 词:古代文学;现代阐释;文化精神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近30年,深感其工作之艰巨与意义之重大.先儒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所困者何?在于教必有思(有道是教而不思则殆);所思者何?一曰对古代文学该作出怎样的现代阐释,一曰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

先说对古代文学的现代阐释问题.诚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即每一时代对过去的文学都有不同于前人而属于自己时代的理解和认识,学术也正是这样发展的.促成一个时代不同于前人思想的因素很多,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学术关乎时序,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古代文学的现代阐释(但绝不是现代胡说)是必然和必须的.一方面,我们应尽可能还原古代文学生成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知其所以然,这是历史唯物史观使然;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站在今天可能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对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做出符合科学精神和艺术规律的阐释和评价.因为这些文化遗产与我们的今天仍是息息相关的.

以明代有说部“四大奇书”之称的《水浒传》《梅》《西游记》等为例.关于《水浒传》的内容与思想,可以说自其问世以后,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封建时代的且不说,进入20世纪以来,最著名的就有蔡元培的“社会主义”说、鲁迅的“反抗政府”说及“奴才”说、的“投降派”说和一般研究者和文学史教材中的“农民革命的史诗”说等等.这些阐释都具有“现代”意味.而近年出现的对这部文学经典中梁山好汉暴力行为的“咒骂”,似乎在成为一些学者的“标新立异”之论.其实,对《水浒传》开骂,并不是什么新鲜之举,明代、清代都有,污吏及其代言人骂得最凶,因为《水浒传》最反.与封建时代专制思想及其吃人的旧道德这种软暴力相比,《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暴力是显得很,但在政治腐败污吏横行的“流氓时代”,又怎能要求被压迫和被损害的阶级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去与之和谐相处呢?所以在几千年的封建时代里都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而直到马克思主义出来之后才将这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了过来,这就是反抗有理,造反有理!《水浒传》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早已表达出了这样的思想,因此她在问世后的几百年里“惟细民所嗜”(鲁迅语),赢得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礼赞.如果让我们用一个词来评价它,这个词就是“伟大”.就文化意涵而言,说它伟大至少有四点原因.一是它敢于为占据梁山泊并一度与官军势不两立的宋江等一帮草寇言志写心,树碑立传.尽管宋江等此前已是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但把宋江等一帮草寇写成英雄还是表现出作者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的.二是写出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这个在专制社会中造成社会动荡的本质原因.千百年来,哪朝哪代不是先从上面乱起来的?像高俅这类邀宠于一人而祸害天下的官吏,古今不知有多少.政治黑暗,官吏腐败,这是社会致乱、百姓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谁能像《水浒传》的作者这样用一部小说把这一点揭示得如此透彻.三是作品中的梁山英雄大都是疾恶如仇,逆来不受,他们敢怒、敢怨、敢反抗,甚至还有敢造反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民族中的那种逆来不受、抗击压迫的“水浒气”(鲁迅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被这些英雄潜移默化成的.四是作品写出了宋江等梁山好汉在封建传统文化制约下个人抗争与忠君报国的命运冲突及封建传统文化自身具有的悲剧性.仅此四点,《水浒传》的伟大就是当之无愧的.这就是我们对她应作出的现代阐释.

《梅》也是如此.这部小说在被过多的指责为“淫书”的几百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我们这个可能对她作出公正评价的今天.我们对她的现代阐释,并不是对她的“津津乐道”,而是对其艺术精神与价值的审视与评判.如果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评价这部世界级的文学经典,那这个词就是“真实”.这部小说写出了那个尊奉“三纲五常”为政治、思想和道德主旋律的社会的另一面.这另一面虽然有些不堪入目,但却是那个社会尤其是那个社会中的官僚阶层最真实的面孔.当然,如果《梅》的真实仅仅如此,也还算不上多了不起.作品更深一层的真实在于通过西门庆及其群体,地展现出在社会虚伪礼教的遮盖下,人性的扭曲和人的种种及在的驱动下的卑劣行径.在那个以科举进身来显耀身份的社会,西门庆不通“敲门砖”术,没有“学历”和“文凭”,又识字不多,或许也不知道外语为何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才来中国,想必洋文也同时舶来.西门庆当是披着宋人衣冠而活在大明嘉靖(1522—1566)年代的人,没赶上学洋文,真不知他心里是苦恼还是高兴),但也懂得包装自己,在家里搞了个藏书楼,并自己题名“”.这名字分明有些青楼的意味,活脱出他的本色,这就是他的真实.西门庆认干爹,交状元,行贿,,皆明里明做,绝不说一套,做一套.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告诉世人他是什么,从不标榜自己代表什么.(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在林太太的恳求下教训其子王三官,那一刻他好像知道自己是正确做人的代表,所以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在不知进取忘了父辈光荣传统的王三官和一群惹是生非之徒的面前大讲特讲了一番,斥骂王三官游手好闲不知上进,骂得动容,骂得认真.)由此可知,西门庆虽然没什么高尚情操,但心底并不阴暗,很少人前做君子,人后做小人,白天作报告,晚上嫖娼妓.在假人言假事、文假文的“文明社会”里,西门庆倒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一定要建造一座“明代文学形象名人堂”,我想西门庆获得的选票肯定不会比那个梁山起义军领袖宋江少,他会在这座殿堂里占个显眼的位置.西门庆的真实,向人们揭示出他这一个群体的真实.这真实像一面镜子,留下了那个社会五光十色的影像,也映照出后世官场中阿谀钻营、口是心非或沽名钓誉者的卑污灵魂,使其无地自容.“真实的艺术”和“艺术的真实”是难得的, 也是最令人感动的.《梅》的艺术真实,已经使人忘掉了小说是作家编写的故事.近年有国外学者戏言: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曾令我们时下许多频频出镜的“文化精英”不快甚至是愤愤不平.但在“热血沸腾”之后静心思之,我们的当代文学除了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无病和阿谀之作外,一些(不是全部)道貌岸然的鸿篇巨制在古代文学经典面前是不是也太缺少了些“真实的艺术”和“艺术的真实”?关于《西游记》的现代阐释也是如此.这部小说中的猪八戒是历来颇受诟病的形象.平心而论,猪八戒应该说是西行四人中最可爱的.孙悟空给猪八戒起了个绰号叫“呆子”,殊不知“呆”只是猪八戒的外表,可爱才是他的内在.在他的可爱中,处处可见人性的光辉.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先儒说是“食”与“色”.唐僧无欲,沙僧不争,孙悟空也很少食人间烟火,而猪八戒则不同,又贪吃,又,可谓“食”与“色”兼备.故用先儒的观点去看,只有猪八戒的人性是完整的.唯其完整,也就使他显得更可爱.他前世因调戏嫦娥而被重罚投胎下界为猪身,但本性难移,未有丝毫悔改之意.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之心.因为,他不知受过多少奚落,吃过多少苦头,但始终是见色起意,本色不变.妖怪化为女身,诈言脚痛走不了山路,猪八戒二话不说将其背在身上.西行路上,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证,但猪八戒却在暗中攒梯己,为的是有朝一日回高老庄和他那未过门的媳妇过美满的夫妻生活.这些一向遭人揶揄的行为,若从人性的层面上看,到表现了猪八戒对女性的疼爱,尽管这种疼爱常常弄到不分的地步,那也是因为猪八戒在感情上太投入了,心痴必令智昏,是可以理解的.他视佛门的清规戒律如耳旁风,受名“八戒”,却一戒不戒,我行我素,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脑子里经常做着娶媳妇的梦.应该说,猪八戒的食色之欲,是人最本质不过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这些,几乎等同于没有了生命,而没有生命的东西,哪还会有可爱可言?猪八戒的可爱之处正在于他有这些.在《西游记》中,哪里有猪八戒,哪里就有快乐.试想,如果没有可爱的猪八戒,唐僧的西行之路该是多么的寂寞和乏味,《西游记》还会如此有趣,如此令人爱不释手吗?猪八戒的人性之美是永恒的.记得前几年国内一家报纸曾就《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向一些年轻女性调查最钟情者,结果猪八戒最受青睐,这大出调查者的意外.无独有偶,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我讲授的明清文学史课上,一位女学生就写过一篇题为《嫁给猪八戒》的作业,令我迄今印象深刻.我想,猪八戒论文化不及唐僧,论本事不及孙悟空,论道德修养不及沙僧,论长相也难以让人恭维,论前途更是看不出有发展为成功人士的可能,但却为何令当代女性心动?究其原因,恐怕根本上是在于猪八戒身上涵蕴了人性的方方面面.猪八戒的七情六欲,不遮不掩,自然而生,自然而去.这些在厌倦了道貌岸然、虚情假意、见异思迁而渴望多一些男性的真情关爱和理解的当代女性眼中,无疑是既难得又可爱的.由此可知,当代女性钟情猪八戒是情理使然.在猪八戒的身上,折射出晚明倡言个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的进步思想之光.

再说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其中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东西.古代文学教学,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比一般知识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屈原的一篇诗,司马迁的一篇文,杜甫的一首诗,关汉卿的一本杂剧,可能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虽然,在社会快速发展而人类犹如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身心难以自我掌控的今天,面对先贤留下的文学经典,有时也会让人旧情难去:想想东坡词中说的:“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等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这种境界在“现代化”的时代几乎荡然无存,成了一个永久的梦.

而在古代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古人在从梦境回到现实时仍就还有追求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几分执迷.如老杜在蹉跎时还写下这样的忧国诗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其一)尽管没有谁指望他去“振兴”这乾坤,但他就是改不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等》)的本性.尽管他在心绪不快时(“今我不乐思岳阳”),也会暂时放下沉重的忧国之心(“国家成败吾岂敢”),情寄娟娟美人,油然而生“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白玉堂”(《寄韩谏议注》)的悠悠之思,但民不聊生的现实却是他一生的牵挂.另一位大文豪韩愈虽也有“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八月十五夜等》)的几分牢骚,不如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可也一直也没有放弃对儒学和载道之文的呐喊.

因此,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基于此,我们不会吝啬对屈原在绝境中用生命将理想推向崇高的行为的赞美;我们会让司马迁发愤著书,探寻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和批判现实的精神铭刻在学生们的心中;我们会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格由衷地赞叹;我们也会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生觉悟感动;我们会和学生一起走进关汉卿的杂剧艺术世界,感受他那直面惨淡人生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伟大人文情怀;我们也会在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同他一起抨击“致灭才情而尊吏法”的社会,追寻应该如此的家国和人生;我们也会将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所流露出的对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感伤和对封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带进学生们的思考中.从屈原到司马迁等到吴敬梓、曹雪芹等传统文化精神没有间断,他们在专制统治下持有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是这种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所以古代文学教学理所当然应成为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方式之一,正所谓:教之学,有道存焉.

昔人有云:“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在学校.”(宋·胡瑗语)也许,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重塑传统文化精神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因为随着传统文化精神的滑落,现在的大学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我们终将坚守着这种理想.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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