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首先在阐述科学的含义、基本特征及检验一种理论是否为科学的标准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规范性和实证性以及相应的科学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证理论而非规范理论,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意识形态.然后,对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十大难题进行了研讨.最后,就如何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
关 键 词：科学；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范理论；实证理论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8－0005－07
一、科学的含义及理论的科学性检验标准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对科学下了一个通俗、精练的定义：“全部科学不过是日常思考的精炼而已”.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就是对日常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说：“科学就是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近期,他的一部颇有影响的散文式经济学著作便取名《经济解释》,意在说明经济学之所以作为科学,就是因为它能够解释经济现象.
概括地说,科学是对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因果联系)的描述.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能客观地解释现象,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这种解释和预测有可能被事实推翻而尚没有被推翻.但是,不可能被事实推翻(证伪)的理论并不一定是科学.比如,套套逻辑(四角兽就是有四只角的野兽)、模棱两可的概念(既要有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含糊不清的概念(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互相矛盾的概念(方的圆,圆的方)、循环论证的命题(社会主义性质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不是科学.
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接受两重检验：一是逻辑检验.即看这个理论的假定前提、逻辑推导以及最后的结论是否符合逻辑规则.对于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循环论证的理论,它决不是科学理论；二是经验验证.即对现实解释力强的理论,其科学性就强；否则,其科学性就弱,或者没有任何科学性.
这两重检验是不可或缺的.逻辑一致性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一旦发现其内在的矛盾或逻辑悖论,其科学性也就被推翻了.当这种逻辑矛盾被解决之时,也就是新的科学理论诞生之日.经验验证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最后标准.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对有关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使它在逻辑上是完美无缺,那么它也只具有逻辑上的美感,而不具有科学性.总之,一种能够系统解释现实的理论一定是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科学理论,而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理论未必是科学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规范理论,还是实证理论
要判断马克思经济学是否为科学理论,必须首先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证理论还是规范理论.因为,只有一种理论是属于试图回答现实是什么的实证性理论,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科学属性,至于涉及不同价值标准的规范性理论,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的人,就是常常以它是规范经济学为理由的.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的范畴体系来看(见图1),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到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以及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马克思都是在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在讨论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是否合理.
马克思的全部分析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比如,马克思在考察了资本主义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事实后,才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而放在显微镜下加以解剖,并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分析中,揭示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乃至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正是这一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构成尔后发达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胚芽.不仅如此,在每次做了逻辑的实证分析之后,马克思都试图通过历史的描述来对自己的逻辑分析进行经验验证.如在抽象地分析了价值形式的逻辑演变后,马克思紧接着就描述了商品的交换过程和货币的产生过程；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做了理论分析之后,紧接着就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
从《资本论》的结构体系看,马克思首先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然后再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后阐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剩余价值分配过程(见图2).这种旨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再现出来的逻辑体系同样也是实证性的.可见,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结论,带有一定的规范分析色彩,但这种规范判断主要还是建立在此前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因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实证理论,即是用来解释、回答现实是什么的理论,而不是判断现实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理论,还是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其重要组戊部分)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章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果程中,是无疑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代名词或主要组成部分出现在理论经济学学科目录和大学生、研究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明显是作为科学理论来传授和研究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不能是空洞的教条,不能是一句空话,而应该包括一些具体的内容.一般说,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1)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
(2)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人类理想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3)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平等和共同富裕；
(4)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
(5)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地享受和自由；
(6)允许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
(7)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8)任何政党和政府都要做到“三个代表”；
(9)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人口、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原则(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一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并写入宪法,学术界自然也就没有多大的讨论空间.但是,作为经济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是否具有科学性,具有哪些学术价值,存在哪些缺陷,则完全应该由学术界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存同求异,不应有任何干涉,不应划出任何禁区,更不能以意识形态式的大批判取代自由的学术探讨.而且,如果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原理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建立在这些原理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必须被摒弃.
根 据我多年研读《资本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包括如下具有科学价值的成分：
(1)经济学方法论.包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分析法、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核心和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最具有科学性的成分.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这些方法.
(2)剩余价值论.撇开其劳动价值论基础,有关剩余劳动的产生、发展和作用的理论,有关剥削的一般定义(即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价值)、有关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有关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有关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分析等,都有其科学成分,是可供借鉴的.
(3)资本积累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理论,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都有可借鉴意义.
(4)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理论.它们都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和科学价值.
(5)生产理论.如果把生产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不是劳动价值的转化形式,那么该理论的大部分内容仍具有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6)地租理论.撇开其劳动价值论基础,有关地租的定义、地租与租金的区别、级差地租与绝对地租的区分以及各自产生的原因、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等,都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特别是,这些理论对我国当前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7)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货币流通规律等论述,迄今为止,仍然是货币银行学的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十大难题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有十大理论难题,既需要对其进行逻辑检验,又需要对其进行经验验证.
1．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否需要证明以及是否已经得到证明
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这个命题无疑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证明或不证自明的公理.事实上,只要我们把价值理解为实现交换价值运动的规律,任何有关价值量决定的规律或定理,都是一个实证的而非规范的命题,都必须经过逻辑证明和经验验证.有人说,使用价值是多元函数,而价值是劳动的一元函数.其实,使用价值是多元函数,不仅有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和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而且可由柯布一道格拉斯等生产函数得到逻辑验证,还可以被农业、工业、采掘业中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应该说,这是一个无需证明或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价值是劳动的一元函数,尽管有经典作家的大量论述,但尚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更很少有经验证据.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证明劳动是否为价值的惟一源泉,而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还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抑或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继承者马克思,对上述命题都既没有做出逻辑证明,也没有通过经验验证.
2．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否统一
“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却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这个命题一直以来被许多人奉为真理,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该命题存在两点疑惑：一是单纯的要素所有权为什么能给要素所有者带来收入如果说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凭借其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获得惟一由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能凭借劳动的所有权获得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二是各种要素的收入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资本家只得到平均利润,而土地所有者则得到超额利润为什么土地所有者不能凭借其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得到土地的大部乃至全部产品
3．价值决定是否与供求无关
传统观点认为,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的,与供求无关.这种观点完全否认供求关系对价值决定的影响,认为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供求关系只是影响对价值的偏离,流通领域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价值的分配和价值转型：事实上,在商品进入交换之前乃至成交之前,其生产中所耗费的东西包括劳动,都仅仅是一种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它们是决定价值的因素,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就是价值.价值不是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使用价值.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交换产品的关系.既然价值来源于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离开了供求,就不可能会有价值.
4．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的转化形式,而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工人的需要不仅仅限于维持其生存的需要,而是受历史和道德因素的制约,包含着发展和享受的需要,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就是一个不定量.因为工人为维持其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看,都没有一个自然的、客观的界限.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的生活资料与质量较差、数量较少的生活资料,都同样能够维持一定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一样,数量上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经济学上不能空泛地讲需要,而必须讲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但是,一个人的支付能力是由他的收入水平所决定.工人的支付能力是由他的劳动收入即工资所决定,工资之所以被规定为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而不是全部价值,这一点恰恰是需要做出独立的说明.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决定的,那么,这就是循环论证了.
正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难以确定,工人与资本家才围绕工作日的长短不断地展开斗争.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根据商品交换规律,资本家有权利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人也同样有权利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而当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对比达到平衡时,工作日的长短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却无法论证.
5．利息是如何决定的
即使假定工资从而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本身是一个确定的量(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的),利息也是难以确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利息不过是利润的一种转化形式,它是资本的所有者单纯地凭借资本所有权所取得的一份收入.如同工作日的长短一样,利息率是可以确定的,但利息率本身则是一个不定量.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供求状况.当供求一致时,现实中存在的中等的利息率则是由习惯和法律传统决定.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律中得出,那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单纯的资本所有者和职能资本家都有权要求享有同一资本所产生的利润.至于二者究竟如何分割这种利润,这与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
6．绝对地租是如何决定的
撇开传统的劳 动价值论与级差地租理论的矛盾不说,绝对地租的数量也是难以确定的.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土地是不创造价值的,绝对地租仅仅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其增殖的形式,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对剩余价值的扣除.那么,这种扣除的数量又是如何规定的呢马克思认为,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条件下,同量资本投入农业会比投入工业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农业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这部分超额剩余价值并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农产品是按价值出售的,农业绝对地租则来源于农产品价值与生产的差额.这种观点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广为流传,作为不可怀疑的教条写进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参考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专著及论文中.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一方面,如果认为农业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价值与生产的差额,那么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接近、等于乃至超过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农业绝对地租就会逐步减少乃至最后完全消失,这显然是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相矛盾.另一方面,从全社会来看,工业部门也存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用土地也必须交纳绝对地租.所以,即使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在一般条件下,农业绝对地租也不能完全来自于农业产品价值与生产的差额,否则,工业绝对地租便无法实现了.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绝对地租实际上是没有解答的.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价值和的差额,这个要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事实上,一方面,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的,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超过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其理论就不能成立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马克思时代,工业部门也要交纳绝对地租,而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解释它的来源.
7．相对过剩人口是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人口规律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时指出,在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量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由此必然产生相对人口过剩.马克思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问题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比例都有可能不断提高,仅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相对人口过剩,就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8．平均利润率趋向是否一定下降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量资本推动的活劳动越来越少,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但由于存在着若干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如剩余价值率提高、不变资本的节约等,平均利润率不会直线下降,而是仅仅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即趋势下降.但问题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证明,这些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不会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引起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相反的趋势,即平均利润率趋势上升,也同样是可能的.至于马克思时代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是否出现了下降趋势,只有通过经验验证才能证明.
9．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是指前者要求整个社会生产要置于计划控制之下,而后者则导致生产者各行其是,整个社会生产处在无政府状态,由此必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见图3).
但是,自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解,资本主义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发展.这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生产资料的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社会化；二是指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大,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前者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来适应,资金的短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解决,风险可以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来分摊；后者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之间就有可能出现正反馈(见图4).
进一步说,难道社会主义就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多元占有之间的矛盾吗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实行公有制,但经济危机(或称波动)仍然存在,大量的产品积压和百姓生活用品的短缺并存.今天,我国实行了生产资料多元化,甚至非公经济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种情况下是否也存在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造成的农轻重比例失调、产品积压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过剩、经济过热,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表现.
10．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是什么
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到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我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共产主义也仅仅是一个有限的目标,一旦实现,人类还会朝着更远大的目标迈进,而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只能不断逼近,但永远都不可能最终达到的目标,因而才可能作为我们世世代代为之努力奋斗的最终理想.马克思之所以设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使人性异化,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他主张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单一的按劳分配代替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性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可以有多种手段,人们应该在多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看哪一种手段是最优的,即收益最高且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的某一种手段当作目的,既不能为了公有而公有,也不能为了私有而私有,否则,就可能会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
五、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少要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其方法之间发生矛盾时,应该按照其方法修正其理论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卢卡奇也曾说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中的论点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的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内的某些矛盾,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相关研究结果的学者,与那些教条式地坚持这些结果而完全置这些结果与马克思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于不顾的学者相比,前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本人也正是遵循恩格斯的教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先后取&# 24471;了如下研究成果：
(1)运用马克思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与地租理论的矛盾,在劳动价值论和平均利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包括所有产业部门和商业部门以及银行和住宅在内的全新的地租理论,并论证了股份制“亦公亦私”的属性；
(2)运用马克思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揭示了以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逻辑矛盾,创立了一个新的生产劳动理论；
(3)运用马克思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辩证法,论证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原理,并揭示了这种共同决定论与供求论和均衡论的一致性；
(4)运用马克思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方法,论证了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统一,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
(5)运用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的方法,论证了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并在借鉴斯拉法价值论和新古典价值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立了广义价值论；
(6)系统运用唯物史观和一般与个别的方法、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以及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学(主要指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八个误区：一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二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三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四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个别结论；五是把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当作裁判现实的尺度；六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七是把矛盾双方的对立绝对化；八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
2．当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生矛盾时,应该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它也是建立在其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规范分析.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工人的价值,且这种占有会导致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最终严重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他提出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可见,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今天,如果我们发现马克思的一些实证分析的结论出现了问题,那么应该将其修正,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劳动并非价值的惟一源泉,那么非劳动收入就不一定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3．只有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讨论,才能发展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本产生在民间,而且在很长时期内是受排斥的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的任何资助,而是始终保持着完全独立于的学者身份.他们极端鄙视那些对统治阶级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为现行制度歌功颂德的经济学家,斥责他们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保持了公正无私的科学家品德和客观的立场,才能够像但丁那样,“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才能够站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站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根绝一切犹豫”,经过“多年诚实研究”,达到“科学上光辉的顶点”.
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政府在彰显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倡导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有保持和以及任何既得利益群体的独立性,不惟上、不媚上、不畏上,一切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以逻辑一致性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政府的责任在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研讨氛围,为民间的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财力支持,认真和全面地吸收民间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不是以长官意志去裁决学术争论,更不应该直接启动各式各样的所谓基础理论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完全纳入规定的轨道,甚至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直接卷入具体的理论之争和教科书的编纂.否则,不仅无助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还可能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蔡继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农业问题研究.
责任编校：周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