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经济学从其诞生到发展都深刻地受到哲学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了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的不利影响以及系统实在观与中国的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可能贡献后,指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从哲学角度来看有两个基本路向：一是争取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完成对经济学的新综合；二是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资源,真正阐发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这两个路向实际上也是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向.
关 键 词：中国经济学；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系统论；天下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19-05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哲学与经济学的不解之缘：经济学最初从哲学中诞生出来,而哲学的每一次发展几乎都会对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诞生来看,在经济学的思想未体系化之前,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与哲学思想浑然一体的.这表现在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等无一例外.比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论述了分工的经济意义；亚里斯多德讨论“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发表了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天才见解.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新的哲学思想的引进,几乎每一次都会引起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正是在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哲学旗帜下,重商主义才敢堂而皇之将人的、追求摆上经济理论论坛；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一认识论思想的牵引下,威廉配第才开始探究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从而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正是引入了爱尔维修利己主义观,亚当斯密恢弘的《国富论》才会长篇论述“人的自利追求会使社会福利自动实现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我们才会看到庞巴维克至今尚存的《资本实证论》；只有研读了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运用了那么多进化论、均衡论的方法；也正是凯恩斯将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引入经济分析,罗宾逊夫人才会评论说：“凯恩斯所论证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1]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自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注：亚当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以他的“经济人”还有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之分,而瓦尔拉斯的“经济人”则是一个超历史的自利个体,毫无人格化的差别.],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注：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引起南太平洋上的一次龙卷风,这是“蝴蝶效应”的一种经典表述.]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2],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3].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间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4].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注：如果追溯历史,达尔文的这一认识是受斯密和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启发提出的.正如让皮亚杰指出的那样,早在19世纪达尔文关于选择的思想就部分地受到经济学和人口学概念的启发,而不仅仅 是受到饲养员人工淘汰的启发.（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北京：编译出版社,1999．16）科斯也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阅读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著作后产生的结果.”（科斯．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N］．成都：经济学消息报,1998-10-30）].[5],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注：经济学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突出表现在博弈论所说的合作博弈、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合作制度以及自由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将使经济效率最高的观念中.米塞斯也深刻地指出,由于战争会破坏市场交易,促使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而非劳动分工,因此保卫了和平也就保卫了劳动分工,保卫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然是一个天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6]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注：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是凯恩斯革命的精髓所在.不过,新古典综合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7].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8].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9].“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10].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 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1].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1].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注：关于上述天下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盛洪在其论文集《为万世开太平》有过诸多深刻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等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等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12］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五、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及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什么是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或者说是中国人所研究的经济学?显然,这三种认识都没有道出中国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根据上述经济学发展的哲学路径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引入了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从而使得经济学在问题的发现、理论的构建和发展的方向上均有所突破的一个经济学派.而中国的经济学要想走到世界的前列,至少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一是突破机械自然观的局限,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重整经济学体系,使之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二是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哲学当中的优秀资源,阐发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使人类社会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不合作升级”困境,并最终为人类社会开出万世太平.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哲学路向,实际上也是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哲学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