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是对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改译,文本主要分析该剧本在改译时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本文具体从翻译中环境设置、时代背景、主旨上对洪深该译本的文化过滤加以分析,并探讨该现象对中国现代话剧初期民族化尝试的贡献.
关 键 词 ：洪深 改译 文化过滤 民族化
虽然中国古代的戏剧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话剧形式的影子,尤其是戏曲丰富的综合艺术里也融会着一些话剧的元素.“但以语言与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采用分场分幕的近代的编剧方式和写真的化妆、服装、装置、照明,表现当代的生活斗争和历史故事的近代话剧,却是半世纪前和资本主义文明一道由欧洲输入的或是受到外国严重影响的新型剧种”,五四前后翻译介绍的外国话剧及戏剧理论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从翻译角度来讲,最高境界是体现原文主旨、风格的同时,还能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就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众多中文译本而言,沈性仁、余光中等人的翻译,都达到了较高的翻译水准.如果单独作为一种供阅读的文本,假如阅读者也具有基本的西方文化知识,那么它们无疑是成功的.但原文作为一个话剧剧本,其目的是搬上舞台,并且是搬上对于西方文化甚少接触的中国舞台,它面对的是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观众群,而对于西方室内设计与安排、西方特殊的礼仪、简单却别有它意的词汇、特殊的话语方式,不难想象,中国观众是难以理解的.面对这种陌生的文化圈,此时就需要必要的文化过滤.
何为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是指：“在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影响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播者一方的文学信息进行删改、选择和过滤的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文化过滤就是典型的文学变异现象.在译介外国剧本的时候,译作者就要把文字掩盖下的异国文化内涵,经过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过滤,转化成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能够被读者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洪深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海外,专攻戏剧的知识分子,师从美国哈佛大学贝克教授学习戏剧理论与实践,其英文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之后还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所以,在面对第一手材料时,洪深能够用更为专业的水准来译介英文作品.在尊重原作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洪深于1923年创作的改译本 《少奶奶的扇子》,在称谓、环境设置、时代背景、主题上都有意识地进行了中国式的文化过滤.
一、从翻译看《少奶奶的扇子》的文化过滤
首先,从剧本环境设置看,《少奶奶的扇子》在“中国化”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原文：
Morning—room of Lord Windermere’s house in Carlton House Terrace. Doors C. and R. Bureau with books and papers R. Sofa with all tea 2 table L . Window opening on toterraceL. Table R.（Lady Windermere is at table R.,arranging roses in a blue bowl . ）
洪深该译本：
这个人家,今天有事吧.大约还是喜庆的事.你看这间西式客厅内,除了原有的陈设,还挂满了小万国旗,遍插着四季花枝；虽都是剪纸做成,可也算得艳丽华美到十分.
原来夏末秋初,天时还热.客厅的左右两座双扇门（左门通外,右门通内）,本来都挂着大红丝绒幔子,此时用银钩钩起.那后壁上两扇长窗,一总开着.窗外廊上,可以闲立小坐,看过去满院皆是花草.
室内,放一张椭圆沙发.左首置小烟具几,上面纸烟、雪茄、火柴、承灰等俱全.四面近墙,安几张靠背椅,随意放着四方绣花垫子,后壁正面小书桌上,有笔、墨、纸、砚、信封和请帖等物.
从翻译来看,简单的几句英文,在洪深笔下加以扩展,西式建筑与房屋布局改成了特别具有中国传统与时代风格的室内设计.如“小万国旗”、“剪纸”、“大红丝绒幔子”用“银钩”钩起、“纸烟”、“四方绣花垫子”、“笔、墨、纸、砚”等,都是当时观众熟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故事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其次,从时代特征看,“一个作家只有在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情感”.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就时代特征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传统的中国文化与时髦的新都市特征相互融合与碰撞,已然是一个五味杂全的大都市.洪深把发生在英国上流社会的剧情移植到中国现代大都市上海,把女主人公改写成生活在都市中生活条件优裕、情感细腻的中国女性徐少奶奶, 她的母亲金女士则成为一个试图摆脱旧式婚姻却不幸沦为交际花的人物.大背景的转换,一来便于中国观众接受,二来也利于观众通过观看了解该故事隐含的主题思想,从中得到感悟与启发.普列汉诺夫认为,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往往与其“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王尔德的该剧能被众多翻译者重视,说明该剧符合当时民众及社会的需要,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顺应了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的潮流.
再次,从主题看,洪深认为：“此剧主旨,乃劝人忠恕,劝人厚道.所述一堕落之女子,似绝无心肝者,忽然天良触发,能做极不自私自利之事,保全他人幸福.而另一志洁行端,向上要好之女子,一念之差,几乎堕落,以示人世间,善与恶不易分明,亦不宜太分明也.”剧中,一向对社会上沉溺堕落、依仗男人攀附权贵、违背道德观念做出不耻行为的女人嗤之以鼻,甚至不愿意与之同在一个场合出现.而在与丈夫产生误会后,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自己多年来不齿的那种抛夫弃子与别的男人私奔的女人.这种经历让她也让观众明白,人的善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晰的,一切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在当时的上海名流界,如金夫人这样攀附权贵,如徐少奶奶这样的自诩高洁的人是多不甚数的.何为道德,何为善恶上,也是当时时代的生活主题.如洪深认为的那样,是对人性共有的弱点的描摹,也是与中国当时的情形非常契合的. 二、从文化过滤看洪深再度创造中的“民族化”贡献
洪深自小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正是基于这样的中外文化积淀,洪深才能够针对中国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特点对王尔德的剧本进行改译,使之成为“民族化”的新产物.
“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下,当一种文化与另一中文化相遇时,处于接受方的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会有一个吸收、选择、过滤的在创造过程,同时,传播方的文化会被打上接收方的文化烙印.”外国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会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浸染中国文化,被删改、变异,而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经过了再创造的“中国化”产物. “民族化”应该是含有自我革新变化的意思,也就是说,民族化的产物不是一尘不变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即便是作为读者或者是观众的接受者,其文化程度、观念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民族化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随着时间、随着民族的生活内容、随着受众审美心理等等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的.在这个进程中,无数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做出了努力.
洪深的改译剧搬上舞台就可以说是“民族化”的初步实践.它的成功为之后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戏剧理论的“民族化”做出了很好的铺垫,对之后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来说是受益匪浅的.从洪深的改编剧我们也可以看到,汲取和借鉴外来形式也是创造民族形式的重要途径.民族化不意味着古典化,而是与时代结合的,与先进的文明结合的.所以说民族化和现代化是统一的.
当然,无论是洪深,还是同时期其他作家改译时的“文化过滤”,这个现象无可辩驳地说明,中国现代话剧接受外国文学时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充分尊重了民族文化审美习惯,被改译的剧作彰显了中国现代剧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纳的气度和重新创造的能力,这正是作家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立场的坚守.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洪深的“改译”也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民众的文化水平、心理接受能力、审美惯性等密不可分.改译也难免带来一些对原作的误读或者是原作精神的流失,过度性的民族化改编无疑是对本土经验的无原则迁就,也必然导致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世界文学过度性的中国化认知.正如中国不能没有“林纾式”的翻译,但中国也不应该满足于“林纾式”的翻译.外国文学原汁原味的真髓和神韵,也是我们翻译时最该保留与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