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环境事件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公共卫生等各个层面.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演变的环境史也必然具备多元性.不过,多元化的环境史是否成为“包山包海”的研究领域,更成为笔者关注的问题.当然,“包山包海”具有褒义和贬义.在积极的层面上,环境史的多元性可以促使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消极方面,环境史也可能因涉猎过多的领域而失焦.本文介绍耶鲁大学的环境史研究与教学.笔者希望探讨环境史如何成为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并激发学生对环境课题的关注.
一、耶鲁的环境史研究概况
在2009年春季,耶鲁大学几位研究环境史的教授正式成立了“环境史工作小组”,定期邀请校内外的教授与研究生发表与环境史相关的文章.协调人预先通过电邮,将文章发送给工作小组的成员.讨论会一般在周一中午召开,点评人会简短地介绍文章内容,并且提出看法和问题,其他出席者之后参与讨论.
过去四年的内容涵盖了世界各个区域和各个历史时代（参见表1）.单在2013春季,发表的内容包括全球殖民扩展的能源危机、路易斯安纳州的防洪措施、美国1970年代的能源自主争辩等.讨论内容也非常多样化.出席者不会把视野局限于文章的时间段和地理区域.他们尝试通过环境史的个案,对理论性的课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例如,通过云南普洱茶的种植,出席者讨论了边疆问题、国际贸易网络,并且对各种物产的历史进行比较.发表人的学术背景不仅限于历史（包括科学史）,社会科学和环境学的教授与学生经常受邀发表.这使得工作小组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学相互交流的平台.
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发表了多部关于环境史的著作,使环境史受到高度关注.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在第一章就详尽地介绍了欧亚大陆的生态环境.他指出,18、19世纪世界各地的农业社会都在对外扩张,而满清帝国西进,讨伐准噶尔汗国就是这个全球趋势的一部分.Fabian Drixler通过研究江户时期的堕胎和杀婴行为,来了解18、19世纪日本如何面对资源短缺的挑战.Alan Mikhail即将发表的著作,探讨了动物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所扮演的经济和文化角色.他们的著作都说明,环境并不是历史变迁的背景,而起着关键作用的决定性因素.环境史能让学者以宏观的全球视野,了解国家建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建设的长期趋势.
耶鲁的环境史研究,犹如一部纵横全球的百科全书,确实有些“包山包海”的感觉.环境史学者其实与欧洲早期近代的自然哲学家类似.他们相信掌握自然界的定律、认识花草鸟兽、学习地理常识,犹如阅览“自然之书”（book of nature）,让人类接近真理.同样的.环境史就是通过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方方面面,对历史事件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从而了解历史变迁的长期趋势.
二、环境史作为教材
耶鲁大学的学者深切地认识到环境史的教学意义.除了在入门课程融入环境史的单元以外,本校曾开办研修班,协助中小学教师设计教案,让美国的中小学生了解环境的变迁.由Paul Sabin教授指导、以本科生为对象的“环境史入门”（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同时被列为历史、科学与医学史、美国学和环境学课程.这门课的三大核心问题为：“大自然,包括疾病、干旱、外来动植物,如何影响北美洲的历史?人类如何通过建坝、伐林、农业工业化以及大规模城市建设,改变地貌?在美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如何改变?”除了例常的大堂课、讨论和考试以外.本科生还必须使用原始材料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课程内容不仅限于美国西部的拓展,还直接涉足争议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运动.
北美洲环境变迁的历史仅勾勒出多个发展路径的其中之一.要以全球的视角了解环境史,就必须与其它区域的发展进行交叉比对.日本环境史独特的演变也提供了具有意义的参考.研究日本杀婴和堕胎的Fabian Drixler教授指导的江户时期历史课程详尽地探讨了环境史.笔者有幸为Drixler教授担任助教.学生们探讨了一个历史谜题：即当欧美和中国的人口高速增长,日本的人口为何没有增加,而德川幕府为何要限制资源开采?为期三个星期的单元,学生们探讨了资源短缺如何孕育了俭约的美学风格,17世纪的环境破坏如何促使幕府颁布保护森林的措施等课题,从中了解到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江户时期的日本是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在这个重视人口资源平衡的制度国家,日本的武士、农工和商人在生活素质方面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除了本科课程以外,耶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理事会在2011年夏季开办了一个题为“丝路区域环境史”的暑期研修班.十多名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纽约州的中小学教师参与了为期五天的研修班.笔者担任过暑期研修班的协调人.我们介绍了华美协进社编纂的《从丝绸到石油》（From Silk toOil）教学手册.这份教材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丝绸之路如何从古老的贸易航线演变成中国的能源命脉.研修班颠覆了一般美国民众对丝绸之路的刻板印象,让他们认识到甘肃、新疆等地区的居民所面对的环境挑战.研修班的学员也设计了教案,希望能激起学生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兴趣.
环境史与热门时事课题息息相关,成为历史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能源的消耗、资源短缺或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人类目前面对的环境问题虽然比过去艰巨,但历史的先例也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环境史的启发――以博士论文为例
笔者的博士论文就是受到环境史的启发.在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的电力工业正处于形成阶段.对早期电力工业的研究,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的自然环境如何影响能源系统的形成.在工业化的带动下,能源的开采与消耗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使得能源研究成为现当代环境史的核心课题. 笔者的博士论文的启发来自一场自然灾害所引发的能源危机.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震灾所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重创了世人对核电的信心.这也迫使日本一度完全停用核电,导致了严重的电力短缺.笔者当时联想,中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消费国.如果类似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能源危机在中国爆发,政府和企业该如何应对这场能源危机.
其实,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中国就遭遇过一场历时20余年的能源危机.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驱军南下,占领了中国多个主要的工商业重镇.到了1940年左右,日军控制了中国92%的发电容量.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必须使用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有限的发电量支撑战时工业.与此同时,日军占领区的电力工业也被军方接管.日本人在发展华北地区的电力工业时,必须放弃日本和东北地区的“水主火从”策略,转而以火力发电为主.他们拆卸了上海的华商电器公司的发电机,并将它运到北京郊外的石景山发电厂.抗战时期的上海则面临严重的煤炭短缺.由于运输煤炭的昂贵,日本军方严格地限制上海的煤炭用量⑦.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占领军都采取了同样的能源策略.并开启了协调电力工业发展的先例.抗战时期建立的供电设备与资源分配体制,更为电力国营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资源委员会下属的电工器材厂垄断了发电和配电器材.战时的电工器材生产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矿产分布不均,如何影响工业发展.抗战时期的电工器材产业设在昆明.曾担任电工器材厂总经理的著名电机工程师恽震曾在1951年的节约用铜运动致词时描述了云南铜矿业的历史.
中国铜的分布,以我所知是云南最多,东川铜矿是很有名的,几千年前就产铜,用来制成货币,满清乾隆年间还设了矿物大臣开发铜矿.那时是非常糟蹋的,用土法开采,竭泽而渔,他们不知道保护,没有煤就开采山上的树木炼铜,因此东川附近的树木几乎全部被砍完了.抗战时期我曾骑马到东川的矿山勘察,那时东川每年只出产四五百吨铜运到昆明做电解铜.据地质学家说,从东川穿过金沙江,一直到西康天宝山,有三四百里的铜带.下面肯定都有铜的蕴藏.
显然,战时电器生产设在昆明,除了因为昆明是后方的交通枢纽以外,更是因为云南是清代铜业的重镇.由于进行广泛和详尽的地质勘探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资源委员会的工程师就通过环境史的常识,做出了迁入昆明的决定.
电力工业将大自然的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能量.在抗战时期,一批工程师到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实习.美国的管理经验说明了国家主导能源发展的必要性.这批技术官僚在战后分散到海峡两岸.汇集了大量天然资源与技术人才,电力工业更处在革命的前线.在国共内战期间,支配发电厂和输电网络成为控制大城市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在政权管辖的中国大陆地区,还是国民党政权治下的台湾地区,海峡两岸的电力工业都着重发展水力发电和推动国营化.
中国目前最关注的能源课题其实源于抗战与建国初期电力工业所面对的挑战.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消耗的能源与矿产逐年增加,迫使中国不断扩大资源疆界.就如退守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加速了云南铜矿的开采以支持战时电器工业的发展,中国重工业对有色金属的需求上升,促使中国到非洲等国开采铜矿.近几年,中国加速开发边疆地区的能源资源,内蒙古成为风力发电的重心,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也被大量开采.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能唤起人们的世界公民意识,让世人意识到人类活动能长期改变自然环境,而且会有深远和跨越国界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全球工业基地.中国消耗化石燃料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笔者希望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中国的环境史进行多视角的研究,使更多的人对中国的环境课题有更深入和客观的理解.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