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49到1955年,是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开国立基、将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设一起付诸实践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外部语境及其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并最终得以定型的“转折”时期.而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和选择的历史时期,多年追随革命实践的胡风的个人命运及其文艺事业却由鼎盛跌落谷底.正因如此,考察胡风在此革故鼎新、天翻地覆之际一次次异乎寻常的矛盾和抉择,既能了解胡风等从国统区进入新中国的左翼文人在自我认知与政治定位、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既往“惯习”与崭新情势等之间复杂纠结的心态,也可以把握寻求现代自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冲突中委曲周折的心路历程,以及某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精神传承.
一、“无枝可依”：建国前后的胡风
要探察胡风一生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1949年筹备并召开的文代大会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按照党人以往革命的成功经验,文代大会筹备之初就被定位为能够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会师大会”“团结大会”,留在大陆的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只要“不反共”“不反苏”,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结果,原定代表753人,最后增加到824人.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在文艺创作上有实绩有影响、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代表性人物,党人还给予了相当高的政治待遇,例如胡风,就在此前后被任命为“新文协”筹委会委员、全国文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然而,恰恰是胡风,由于在前一年遭到了来自一批员作家和郭沫若在香港发动的严厉批评,并在随后的“新文协”筹建过程中被排除出决策圈,自视甚高的胡风因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消极情绪”,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就坚决辞去了筹委会副主任周扬所安排的《文艺报》编委工作（相当于主编）,并且还坚决地拒绝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从而成为罕见的对新中国的文艺组织公开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左翼文人.结果,当“一位位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之后,胡风却还“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
实际上,胡风在建国之初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并非因为以胡乔木、周扬等为主导的新中国文艺领导层故意不予安排.如上所述,至少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之初,周扬安排给他的《文艺报》主编一职就是非常具体的,也比较容易发挥胡风做理论研究的特长；另外,在1951年1月,长期担任主席政治秘书的副部长胡乔木还曾向胡风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文学研究所教书等三个工作岗位供其选择,都不算太委屈.然而,由于这些岗位都被胡风认为是“不过要我做任何一处的属员”“做花瓶”“是投闲置散的工作”,一一遭到婉拒,以至于当胡乔木再次应胡风要求见面长谈后终于不耐烦地质问：“要做工作还是要做作家”,并且要求胡风立刻回答,这样又反过来使胡风产生了更强烈的“反拨情绪”.从此,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对待胡风的工作安排问题便冷淡了下来.
仔细阅读胡风1949至1955年间的日记和家书,读者将不难发现,在关于胡风工作岗位的安排问题上,不仅胡风本人一直心里很“纠结”,其实已经养成“统一战线”“惯习”的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同样也“纠结”.就在胡风于文代会筹备期间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不满和消极之后,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对于如何安排胡风的工作而又能使双方满意,便曾拟想和提出了数种方案,多次通过领导出面或朋友解劝,以正式或私下聊天的方式和胡风谈,简直称得上是煞费苦心.除了上述胡乔木提出的三个工作选择,例如“到清华教书”、“在做什么专门委员”、“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办剧团”、“到文学研究所”、负责华东文联、“到青年剧院”,等等等都是冯乃超、邵荃麟、胡乔木、周扬等新中国文艺领导人根据胡风的资历、能力、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等提出的工作选项.
而从胡风的反应看,除了坚决拒绝“到大学教书”的工作外,对于其他几种,他后来还是相当动心的.在1951年11月4日给梅志的信中,他就流露出对当时没有果断接受《文艺报》负责人的职务的后悔,云：“今天去找了邵爷（即邵荃麟——引者注）,态度比上次冷淡得多.说是,军师（指胡乔木——引者注）说工作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又提到专门写作也好,之类,预备组织人到朝鲜长住,之类.剧团,说要节约,根本取消了.刊物提都不提.”不仅如此,事隔一年多,胡风在1952年12月29日拜访周扬时甚至主动提到了《文艺报》,表示愿意接受负责的工作.正如同日给梅志的信中所描述：“我提到了《报》.这是虎穴,这样提一提,表示从前没有接受的歉意.”除了家书之外,胡风对办刊物之类工作的倾心,还在1953年2月15日向和周恩来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中再次得到印证.这份文件明确记载了胡风曾经提出的做《文艺报》编委的请求,并最终予以了否决：“认为在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之前,不适宜担任这种批评性的文艺刊物的编委.我们曾劝他下去生活,将来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他都不愿意.现在决定先到文协,将来再考虑适当工作（参加文协的创作委员会或《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他本人同意,现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
应该说,的这份文件透露了非常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综合胡风的书信和回忆录等材料来看虽然胡风这时请求做《文艺报》编委仍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但反过来看,他对“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的拒绝却是态度明确,毫不犹豫的.
二、“决不做教授”：《家书》与《日记》中的胡风
在胡风的《日记》中,自1949年到1955年,至少有六次以上记载了国内大学邀请他去教书的事情.现缕列如下：
1949年7月4日,“得赵纪彬（即向林冰,时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引者注）信,邀我到青岛教书.”
1949年9月2日,“朱海观陪大夏大学李铁民来,要去教书.”同日,“得任铭善（为胡风在南通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时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引者注）信,要去浙大教书.” 1949年10月22日,“得复旦电报.”
1960年3月1日,“复旦学生五人来,迫去教课.”
1950年3月9日,“晋驼（七月派诗人,时任东北行政学院总务部主任——引者注）介绍高羽（时任东北行政学院教务部副处长——引者注）来,他来此聘教员.”
1950年6月19日,“得三妹（指梅志的三妹屠璇华,其丈夫李仲融时任华东大学党组成员——引者注）邀往齐鲁大学教书信.”
1952年9月27日,“得李何林（学者,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引者注）信,约到南开大学教书.”
除了《日记》之外,胡风还在写给梅志的家书中,详细记载了清华大学邀请他去教书的情况.1949年10月4日,胡风在家书中云：“艾青忽然问我肯不肯到清华教书,并且说已向清华提到过,云.我说不能教书.”1951年1月9日,再次谈到工作问题,云：“刚才宴会上知道,父周（指周恩来——引者注）为我事嘱人打问军师爷（指胡乔木——引者注）,回答说二三日即解决,我提出办剧团,但他们希望我到清华担任课.云.父周底意思是,两者都可以搞,很好,云.那么,也许不久军师爷要找我谈话的.教书,决不干.我不让他们把我塞到冷庙里去.剧团,我看他们也无法安排的.”
显而易见,相比于《日记》中简略的如实记述,胡风在家书中对于被安排“到清华教书”表现得非常反感、甚至于愤怒,情绪反应相当激烈.这在各类文学人才纷纷流向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的今天看来也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它恰恰凸现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现当代文学史构成的重要线索和胡风等左翼文人身上并不晦涩的精神传承与特质.
三、“冷庙”、“塔”与“十字街头”：鲁迅、胡风与左翼文人的大学观
与今天众多名作家、名诗人纷纷跻身大学教授行列不同,胡风的疏离大学除了更多一些个人情绪色彩,其职业选择在建国初期的文艺界却很普遍.综合看来,当时除了被边缘化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倾向的文人如钱钟书、冯至和原“京派”的朱光潜、“九叶诗派”的穆旦等进入大学外,以左翼文人为主的中心作家（包括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主流诗人绝大多数都主动选择或被安排担任了大学之外的“文联”、“文协”（后改为“作协”）等各级文学组织的领导或编辑、研究工作.对于这种在建国前后文人们在身份与“存在方式”选择上所表现出的显著变化,洪子诚先生曾经将之与新中国单位体制的建立联系起来进行过考察和讨论,认为与之共生的新的“当代”文学规范“导致大学、学院在文学领域的地位的极大削弱,也导致跟大学有联系的作家地位的下降.”笔者认为,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胡风拒绝到大学教书的体制原因.但除此之外,胡风对“到大学教书”所表现出的激烈反应又因其不同寻常而使笔者注意到了以胡风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左翼文人不无实用、偏颇的“大学”观及其背后对于文学功能、文人身份、文人与社会历史变革实践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
在中国现当代左翼文人群体中,鲁迅、胡风都是与大学颇有因缘的大作家.自1920年8月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到1927年6月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兼主任之职,鲁迅曾以大学教师身份辗转北京、厦门、广州,时间有八年之久.而作为鲁迅在北大的学生,胡风后来又曾就读于国内的清华和日本的庆应大学等名校,抗战期间,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和在经济上贴补《七月》杂志,胡风于1938年12月也在重庆正式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请,一直到1940年8月因不满兼任教授上课要签到的新规定而失去教职,前后历时近两年.
不过,尽管都在大学教过书,鲁迅和胡风对于大学的认同感和评价却都不算高.在这一方面,师徒俩一前一后,在整个左翼文人群体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对胡风影响很深的鲁迅,其“塔”与“十字街头”的形象比喻更是在当代中国深入人心,甚至长期成为文艺界内外关于大学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意义的简单公式和褒贬结构.
众所周知,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信奉“为人生而艺术”,以严肃的小说创作和进行文明批评的杂文写作来追求他的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理想；他所钟爱的文学也是直面现实人生、揭示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病态的“真的文学”；而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鲁迅又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和深挚的人间情怀,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他们“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鲁迅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是一个“真的知识分子”,一个以笔为刀的倾心于“十字街头”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斗士”.正如鲁迅自己所表白的：他的写作只是出于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而已,并“不想充文学家”,也正因如此,鲁迅严厉地批判过那些“多劝人踱进研究室”的学者和“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的文人,认为“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并且也把“为艺术的艺术”称作“是造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
可以说,更主要的是因为忧心于混乱、动荡时代平民百姓基本的现实生存权、发展权,立足于实际的社会改造运动,鲁迅始终强调“真的”知识分子（“斗士”）应该主动置身于当下环境的现在时态之中,用自己的血与泪写出一种“在现在的地上执着现在”的文学；而与此对照,他又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强调它的负面作用,多次批评那些“住在塔”或造“塔”的雅士和隐士们的自闭自欺、巧滑自私,认为在中国“塔”是无处摆放的,也是很脆弱的,“塔”里的文艺是没有内容而空有形式的,“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虽然鲁迅关于“塔”的定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和其他社会领域相对隔离的大学,但其议论却常常是由大学及大学里的学者态度而发.而因为“塔”在欧洲历史文化中本来就是对于大学这种“学术共同体”的一种不含褒贬的比喻,目的是说明其疏离于现实生活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属性与特征,所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鲁迅对于“塔”的看法也等于是他的大学观.而在鲁迅那里,很显然,“塔”是一个贬义词,是与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背道而驰的.也的确,除了容易导致文学家、艺术家脱离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的弊端之外,鲁迅还认为在学院的“艺术之宫”里是有许多“麻烦的禁令”的,学院体制化、学术和学者规范化的过程中,会落入“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学术文化被高度一体化的陷阱之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与“真的人生”相隔.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鲁迅早年所接受的尼采的生命哲学和酒神精神的遗迹.而鲁迅对于“学者”“教授”之类尊号的否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个体.事实上,鲁迅最终果然是彻底抛弃了大学教书的职业而以自由撰稿人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 与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文艺观念一脉相承,胡风因积极从事日共政治活动和左翼文化活动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后,就已无意于“学者”“教授”之类的大学生涯.离开“左联”的领导岗位后,更是像鲁迅那样,以笔谋生——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以笔为刀——通过文学的形式实现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关怀与配合.与鲁迅的观点相类似,胡风既在其初试锋芒的论文《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一文中批评了轻视文艺的现实作用的“第三种人”,又在其才华横溢的成名作《林语堂论》中批评了当时正提倡“幽默”“闲适”文学的林语堂从“战斗的”姿态向“冲淡的心境”的“倒退”,批评了周作人关于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一于一身的观点,而在《张天翼论》中,则批评了当时正走红的左翼作家张天翼对待现实生活和人生的不够突进及其冰冷的旁观者的心境,并给他指出了一条“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肉搏”“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的“现实主义的路”.事实上,胡风比较成型的人生观、文学观最早的明确表现还是在1933年发表在上海《现代文化》第1卷第1期上的《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一文中.虽然文章还带有拥护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左倾幼稚病,但却是胡风此后文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篇文章中,胡风明确提出普罗文学应服务于现阶段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认为“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是不会有完全的艺术的真实的”“我们的批评如果不正确地抓住政治动向,就不能将文艺的任务与阶级实践相结合”.胡风的这种观点在其后来的理论阐述中虽然有所调整和修正,但其“即于现实”“即于战斗”的文艺观核心却是一以贯之的.到了胡风文艺思想渐趋成熟和体系化的抗战时期,胡风更从现实主义文艺观出发提出了许多著名论点,例如,“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战士与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略论文学无门》）.总而言之,虽然胡风更多地注意到了文艺自身的特性与发展规律,但与同时代的左翼文人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文艺上的功利主义者,认为精神启蒙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意识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底思想武器,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这实际斗争的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论现实主义的路·第二环绕一个理论问题》）
不过,与鲁迅对大学、“塔”的多次批评略有不同,胡风对此问题少有正面的专门议论.即使如此,从其上述的评论文章和书信中看,他对大学、“塔”的认知与评价实与鲁迅如出一辙,以至于明白地将大学比喻为远离火热的社会革命和激荡的文艺大潮的边缘化的“冷庙”,态度非常冷淡,对自己被安排到清华教书甚至有一种被严重轻慢和侮辱的糟糕感觉.固然,这里有胡风欲从“文艺总的路线”进行工作的宏大文化抱负落空后的逆反心理作怪,也有194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党派化、大学衰落的时代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经由鲁迅传承下来的“经世致用”的中国士大夫传统,以及马列主义带给左翼文人的重视行动、强调群众运动的实践性格.从这一点观察,再结合胡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乐此不疲的文学编辑活动与文学批评,胡风显然是一个与高蹈、超越的“学院派”格格不入的“实践型”文论家,其置身于现代中国非常状态的历史情势中,也以不无功利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回应了紧迫的时代课题.
四、结语
在谈到“塔”的问题时,李欧梵先生曾经将读书和“入世”视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而今的两大传统,认为由于“20世纪的政治社会的冲击,往往使得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于是实践重于认知,读书不如行动重要,这种趋势推到极致,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反知传统’：盲目热狂的行动代替了慎远的思考.”李欧梵先生的观点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左翼文人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成因的观察却是准确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以鲁迅和胡风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疏离大学就不是偶然而奇怪的,而由此现象出发反思国人现代大学观念的形成与误区及其特殊语境,就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好在笔者对此已经有过分析与探究,本文就不必赘述了.
[本文（项目）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YJA751058）、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