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随着身体社会学的兴起,中国女工的研究由宏观的社会结构或制度转向了微观的身体关怀.以女性农民工为主的女性劳动者群体,对生产流水线或服务业的工作场所中所遭遇的身体的规训,有着她们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身体成了被创造利润的符号,资本在女工身体上的控制导致的身心分离,这一方面是逃脱父权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女性通过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来获得身体的自主的缘由.
【关 键 词】女工；规训；劳动异化
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农民工”相关课题研究也进入了社会学视野.它代表着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离开农村土地,来到城市进入工厂劳动的群体.说到中国女工,往往也带有女性农民工的意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服务行业里,来自中小城镇的,非农业户口的“80”后和“90”后女青年,由于家庭情况或个人原因,从一般专业性技校出来以后直接进入工厂；或者是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劳动场所.这部分群体如果抛开户籍问题来看,她们与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相似的社会特征,她们进入劳动场所后的待遇和经历,是不会因为她们的户籍而有所区别.因此,本文所指向的中国女性劳动者,包括在建筑工地、工业流水线生产基地、餐饮服务业等在基层岗位,大部分通过体力而不是脑力劳动来获取劳动报酬的女性群体,即一般意义上的“打工妹”.
身体社会学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本身的内在变化所引起,身体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同样遵循着从直接切入生理身体到间接关怀社会身体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健康、疾病、老龄化等直接与身体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关注直接催生了身体社会学的最初研究兴趣.“由于医疗实践性质和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疾病与病痛的变化结构,以及由于人口老龄化——至少发达的工业社会是这样的,身体在当代文化得重要起来”.我国早期对劳动者的关注集中在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迁上.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扩大,社会问题也日益严峻,对劳动者的心灵及身体的关怀也越加深厚.女性劳动者,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她们在工作场所所遭受到的困境于男性是不一样的,她们对于社会环境施加于她们身体的剥夺,也有着独特的感知.一些女性主义者在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考察中,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无话语权、无身体权的严峻现实,力图找寻属于女性的独特特质.要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就要认真地对待女性的身体,关注女性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过去社会文化充耳不闻的女性身体的隐秘体验.如果女性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没有言说身体的体验、精神和心灵的权力,或者女性的精神空间被男性主体意识所殖民化,女性无法真正拥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那么这样的女性是没有主体性的.因此,可以说,女性的解放离不开身体,而女性的抵抗也必然从身体出发.类似于餐馆服务员、服装加工厂的劳动者这样的职业,大多倾向于女性群体,这也是女性生理性别中的温和、细致这样的特征所决定的.
一、身体政治——“被规划”的人生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从福柯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被社会权力全方位的规训和控制.他使人身处于一种全景敞视之中.因此,身体政治是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在女性工人身体上的表达,是一种被构造的身份和思想与行为上的权力展示.
(一)被构造的身份
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珠三角这个有着天然优势的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福利下更是突飞猛进,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产业更新、资本的融入等等,吸引着大批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前来奋斗.“打工仔”和“打工妹”成了改革开放时代特别的地域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身份符号,它象征着年轻、弱势、文化水平低.“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者主体不仅体现出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及社会抗争”.
(二)身体即符号
对工人的行为进行精细化的计算与操控,最早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思想和他的实验中就可以看到.在最低成本与最高效率的驱使下,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系列可计算可度量的标准化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精确的时间控制,工人的每个动作关系着整个流水线的生产,都计算于成本之中.工人一旦上了流水线,身体便不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与机器一样的自动运转的人体机器.随着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统一的着装、统一的语言、统一的表情情感研究等一切都在管理人员规定的范本和条例之中.
每当我们走进一家餐饮店,首先接触到的是着装、语言、面部表情统一的服务员.进入工业化时期,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女性的生育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酬劳动.分配给女性的劳动不仅是身体劳动,而且是情感劳动,即为完成情感角色而付出的劳动.“操弄、生产、贩卖符号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人际互动变成劳动过程中的原料或元素,导致更多面向的身体被整合入服务业的劳动过程”.资本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已经细微到了面部表情、话语及肢体特征.女性身体常常被用做品牌的代言,产品和服务的载体,总而言之成为了资本的符号.
二、身体消费——对城市生活的构想
身体消费是指人们为塑造或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所进行的各种消费,如服装、美容、整容以及健身等,是一种为增加身体资本而进行的社会行动.女性身体消费是消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女性的“身体再造”行为,实质上是女性不断改变自身制造出驯服身体的过程,通过将规范内化于自身这样一种“被选择”的过程,不自觉地再生产和巩固了男女性别关系中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关系,强化了父权制的宰制性结构.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城市女性的身体消费是在广告暴力下的对现代性的追求.而城市边缘女性,尤其是打工一族,她们的身体消费往往是对城市女性的模仿,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梦想的描绘.这些女孩子来到城市,更多是为了获得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包括获得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生活感觉.她们在城市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而且消费者的身份更能帮助她们建构起城市生活的感受.城市女性可以通过高档服饰、化妆品、健身、饮食等消费来实现对身体的全面塑形,而打工小妹只能在她们所见到的城市女性中,形成她们心中的标准.另外,尽管这样的标准已经建立起来了,她们依然没有能力去接近她们,因为消费能力达不到,只能通过模仿来实现.因此,由于存在微妙的分层,就算生活在同一社区里,不同的群体,她们的消费能力受到经济地位的制约,这些女工对身体的塑造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选择手段.
三、疼痛经验——身体的感知
我们在前文提到,社会性别是社会构建的产物,而性别是既定的,不可改变 0;.尽管前文我们所探讨的都是女性工人被构建的社会身体,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种劳动对于生理特征明显的女性身体的意义.女性工人由于身体柔弱、体质普遍不强,再加上每月都要经历的生理周期,劳动对于她们而言,要比男性承担更深度的体能考验.
何明洁在和记酒楼对女性服务员的日常观察,对她们的日常劳动体验做了细致的记录.由于在农村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适应一天9个小时的迎来送往、端茶倒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小妹在刚从家乡自由舒展的状态进入到高强度、受约束的工作状态的第一天都会产生本能的退缩,通常在身体上的表现是：脚痛、厌食、乏力、不想说话,甚至单纯地就想流泪.体力劳动是服务员的“基本功”,对于那些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女孩子来说,身体对工作强度的适应基本上只能靠咬牙坚持.如果说来自农村的小妹没有经历务农的体验,那么那些来自中小城镇,尤其是还读过一些技校的女青年,更加不会有体力上的锻炼,对于她们来说,超时长的工作也是一次体力上的考验.在潘毅的中国女工研究中,她将女性的生理周期定义为一种月经政治,是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抗衡的反映.工厂里的所有女工,无论其年龄（从初潮到绝经的年龄之间）、所属地方以及族群,全部要面临这种威胁、这种疼痛以及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这种女性的普遍经验无可避免地将工业时间僵化本质与女性生命之间的冲突暴露无遗.女性身体经验的内部分裂所引发的后果是：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痛楚是由身体之外的社会暴力所造成的.内部分裂是女性对抗身体疼痛并避免自我丧失的普遍经验.
四、身体社会学中的女工
当代身体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一幅斑斓多姿的景象.但是,在众多的身体研究热潮中,有三条非常明显的理论主线：作为文化象征的身体；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作为规训的身体.这三个主线分别由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福柯为代表.事实上,当代身体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主要也是围绕着三个方面逐渐展开.
在女性主义看来,人的性别其实有两种：一个是社会性别,主要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另一个是生理性别,主要由先天遗传所造成.生理性别无法改变,而社会性别则可以改变.女工对身体的社会性别的改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主动的改变,一种是被动的改变.主动的改变表现在从家庭中走出来,抵抗父权社会的束缚,通过劳动获得自主.只是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她们憧憬的城市生活里,身体依然会受到另外的男性主义的侵扰；因此,女工对身体的被动改变就体现在通过肉体交易来实现自我保护,或者甚至出卖身体,迅速实现自我利益诉求.女性、劳动者是中国女工的社会身体.性别特征让她们被职业边缘化,特殊的劳动工作强加于这个特殊的身体上,让中国女工承受比男性更大的身体上的困扰和疼痛.而且某些影响甚至会传递到下一代中.如受到化学物质危害的女性工人,在其之后的生育中,存留在她身体中的病症,极大可能会通过哺乳传递到了后代.
女性劳动者身体的研究意义在于,同是一样的劳动场所,她们所要面对的环境压力、身体困扰和心灵创伤是与男性完全不同的.近几年学界对女性劳动者的研究也逐渐转向身体社会学的阐释上,这一方面是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对人的身体浸透不断深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