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古代图书中附载的与营销有关的广告,除了极富广告色彩的书名、书名页上的各类广告（专为本书做的广告、书坊品牌及形象广告、将刻新书预告、售书书目广告等）、牌记中的广告、极具广告推介功能的序与跋、凡例中植入各种广告以及卷末为续书做广告等形式外,还有以启事形式出现的征稿广告.本文拟对征稿广告略加考述,并在此基础上简单谈谈它给现代从业者带来的若干启示.
一、宋元：初创期的机巧与含蓄
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宋刊本《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一书《拾遗》目录之前有这样一则启事：
是编既锓流布矣.重惟天下奇闻壮观见于文人才士记述者,浩不可穷.耳目所及,幸而得之,则亦泰山一毫芒耳.因阅群书,复抄小集,附刊于后,名以《拾遗》.每州各空其纸,以俟博雅君子续自笔入,或因鬻书者录以见寄,使足成此一奇书,盖所深望云.[1]
这是一则征稿广告.颇具营销创意的是,该书内容是记述天下各州的奇闻壮观.图书出版者有意在书中《拾遗》部分的各州之后留了空白纸张,希望读者将他们知道的而该书又没有记载的内容写下来,通过售书商反馈到图书刊刻者这里,以便将来刻成一部更为完善的“奇书”.这样让读者参与进来完成图书的编纂,读者不再是消极阅读,而是调动起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储备,兴致勃勃地去检查该书是否遗漏了什么“天下奇闻壮观”；倘若有,再得意洋洋地在书中所附空白纸张上写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营销中一度流行的DIY（doityourself）模式相似,可以极大地激发消费者的消费兴趣.另外,可以推想的是,倘若刊刻者真的根据反馈回来的征稿完善该书并再度印行的话,那些曾经参与征稿活动的读者极有可能成为稳定的消费者群——因为参与该书的编纂激发的自豪感、荣誉感会促使他们成为“回头客”.
在元代至元二年（1336年）建安书堂刊刻的《元诗》一书上,也出现了征稿广告：
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
李氏建安书堂谨咨
张秀民先生认为：“这类建本征稿广告是空前的,明代书坊有所仿效.”[2]说明代书坊也有征稿广告是对的（详见下文）；但说这类广告是空前的恐怕不确,因为如上文所述,宋刊本中就有类似征稿广告了,而且极具营销机巧.
有意思的是,上述两则宋、元时期的征稿广告都未曾提到报酬.这或许和儒家传统耻于言利的教化有关.毕竟,虽然也有营利目标,图书出版怎么说也是“读书人的事”,一切还是含蓄些更好.不过,到了明代,这类征稿广告的商业气息就逐渐浓厚起来了,广告中会明白提到报酬问题.
二、明清：兴盛期的细致与务实
明代天启三年（1623年）陈仁锡评选的《明文奇赏》一书,首为陈仁锡序,次为总目,再次即为用浅蓝色墨刻印的征稿广告：《征昭代海内名公笥藏家刻文稿选入名文奇赏续集述引》.如果说上述宋、元两则征稿广告因文字简短,归到牌记中也并无不可的话,那这则广告绝对不属于牌记,而是纯粹以启事形式出现的征稿广告.全文节录如下：
古今文章,以传重,更以选重.等先生曰：“等独虑往昔名作,或已刻而流布未广；或未刻而秘藏于家；或苦于后传之散失而蠹简犹存；或留于知赏之珍收而遗泽未斩.若非设法征续,终是挂一漏万.子雅意斯文,何策以处此?”不敏受命唯唯,退而作征书法于左：
一,名公文集,虽经刻板,刷印未广,地理遥隔,未能流传此处.接武名贤,不忍先泽之落落.或邮传,或特令信鸿赍至,选定发抄,不动笔,亦不沾污,完日仍以原帙缴还,决不浪失.万一愿以本集易他书者,一一惟命.
一、名公著作虽富,或屈于力而未梓,后贤珍藏,慨以原稿来成胜举者,本家计其道里之费、缮写之劳,一一报之,所不吝焉.
一,名公文集无论已刻、未刻,成卷、不成卷,不拘多寡,有特赏高贤、好事良贾多方觅来,共成不朽,本家重酬,不敢匪薄.
愿与征者,或封寄,或面授,须至苏州阊门书坊酉酉堂陈龙山当面交付,万勿差误.
是订.
吴门后学沈国元顿首
该广告声称征稿编续集是为了让更多的好文章经过编选、刊刻流传得更广泛、更久远.在陈仁锡（即广告中的“先生”）的话里以及沈国元拟定的征稿办法第一条里,更是流露出对文人好作品以及好书的珍视、爱惜之情.这使得整篇征稿广告在开头也羞答答地蒙上了一层文人的人文关怀气息,但后文“本家计其道里之费、缮写之劳,一一报之,所不吝焉”、“本家重酬,不敢匪薄”这类文字则流露出明显的商业气息,说明这并非是一个热心的学者为了文化的传承在做公益之事这么单纯,实际上是书坊主在策划下一个选题的图书出版.
类似的征稿广告在明崇祯年间刊刻的何伟然选、陆云龙评《皇明十六家小品》中也有.不过与上述广告不同的是,该广告所征求的文稿更加多样化,列了《行笈二集》《广舆续集》《续西湖志》《明文归》《皇明百家诗文选》《行笈别集》《型世言二集》等七种拟刊书名,而所征文稿除了诗文、制诰、奏疏等,还有戏曲、小说,范围很广泛.很显然,刊登广告者并不是单纯为了编一部选文的续集,而是预先设计好众多选题,然后面向社会广泛征稿.这在图书出版业的营运中,具有更加鲜明的商业色彩.从这一征稿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图书出版业者（书坊主）为了图书的生产,整个流程和今天很类似,即策划选题、征稿或组稿、编选（编辑）、刊刻出版.
清代编选出版了大量诗文总集,而总集的编选,往往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众多作家与作品,单靠选家一人或数人的见闻所及,不仅前期寻访周期过长,而且不免挂一漏万,最便捷周全的方式自然是利用书中的征稿广告来汇聚稿源.这些征稿广告大多是包含在书前的凡例中,但也有以启事形式专门出现的.例如,清初魏宪编选诗歌总集《诗持》,二集于登选姓氏之后另附启事曰“征言”,其中说“是选一集等兹谋新增是集,兼订三集,次第出质大方.凡我同人,有先世遗篇,平生枕秘,统祈全集邮教,共襄千秋盛业,幸甚”[3].这是在为《诗持》第三集征稿.与宋元时期的征稿广告比较而言,明清时期的征稿广告不仅不讳言报酬、更具商业性,而且征稿方法细致具体、接收征稿的地址详明准确,极具可操作性.这充分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出版业内竞争的加剧,征稿广告这一营销方式在这一时期的运用不仅越来越广泛,而且在形式上也越发成熟.
三、古代启事式征稿广告的若干启示
上述启事式征稿广告都是附载于已刊刻的图书中,随着图书的流通,将广告信息传达给广告受众.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者这样做,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省掉另外找传播媒介的麻烦,而是考虑到征稿广告的目标有意为之.征稿广告的目的是吸引稿源.有藏稿者或有意提供稿源者多为读书人.利用书籍作为广告媒介,能将广告信息更准确地传达给广告受众,实现更好的广告效果.现如今,对于征稿广告而言,除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外,图书自身仍不失为一种准确直达受众的媒介,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启事式征稿广告出现的具体位置,基本上是在一书正文之前：或在目录前,或在目录后,有的甚至直接居于一书卷首.例如,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赵炎刊刻《诗藏》,卷首有征稿启事,启事最后说：“近体先经付梓,诸卷嗣将汇成.第恐孤吟之困于壤虫,寸管难窥夫全豹,敢恳高贤长者,锡 之佳制,俯慰调饥.或前编登载无多,大名不妨再见；或新咏各体具备,压卷藉以增光.至于爵衔里居,原名别号,亦祈细加详示,以便刊入简端.”正文之前刊登广告,既不与正文内容相淆,又容易引起读者注意,这同样有利于广告效果的实现.
再次,征稿广告多是为续集或同类性质图书征稿.一般来说,读者购买阅读某一图书,说明其对该领域有兴趣,甚至颇有造诣,其中自不乏有类似稿源者.倘若已刊刻的图书内容受读者欢迎,销售得不错,编辑出版者的实力和能力得到认可,这些人就会很乐意应征,这样图书的生产和销售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例如,王树《淄阳诗话》一书前二卷刊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前有一启事——“征诗入淄阳诗话引”；此书后二卷刊于同治元年（1862年）,应该是前二卷刊行后所续征诗歌而成.可见征稿广告对新图书的出版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注释：
[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页.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韩琦增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3]《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8册,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的营销研究”（11FTQ003）.
作者：财经大学（北京）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