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本文探讨了新媒介技术可能造就的一些传播陷阱.这些传播陷阱有些会影响人对自我的认识,有些会影响人与人的交往相处,也有些会影响人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与把握.文章具体讨论了人――信息互动之间的思维与认知陷阱、人――人互动之间的沟通与关系陷阱、人――机互动之间的控制与使用陷阱,并粗略地提出了一些对抗传播陷阱的建议和对策.
【关 键 词 】传播陷阱,新技术,传播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因与实践脱节在中国受到广泛批评,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也一直受到质疑.笔者在这里无意对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做深入探讨,但窃以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现实生活中由人、媒介技术、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造就的传播陷阱,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些传播陷阱引发的显在或隐在的负面影响,提出有效的避免或对抗种种传播陷阱的建议与措施,从而达到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种关系的和谐.
在众多引发传播陷阱的因素中,媒介本身无疑是传播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以媒介史上的一重要事件为例,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9月26日举办了一场总统竞选人电视辩论,这场辩论同时通过收音机向全国广播.辩论之后举办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了极其有趣的结果:通过电视来观看这次辩论的人大多认为肯尼迪表现很好,显得更有竞争力,而通过收音机收听这次辩论的人则持相反态度,大多数认为尼克松表现更好,更有竞争力.最终,肯尼迪赢取了几个月后的总统选举,而这次总统辩论对选举结果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为什么对同一场辩论,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呢研究表明,观看电视的人更加关注竞选人的外在形象及其它视觉因素,无疑肯尼迪的年轻、活力、沉着给了他很大的优势.相较而言,尼克松在那场辩论中略显疲态、化妆效果不够,同时因感冒未愈镜头形象不佳,但他的思维仍然是缜密严谨,观点明晰,这让广播听众更加欣赏.可以说这次电视辩论是对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的最好阐释.同时它也展示出两种不同媒介如何引发大众传播的误区,影响与改变受众的认知与思维,而这种隐含的误区一般受众是很难认识到的.
在本文,作者拟探讨新媒介技术可能造就的一些传播陷阱.这些传播陷阱有些会影响人对自我的认识,有些会影响人与人的交往相处,也有些会影响人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与把握.固然,要在短时间内揭示区分所有的传播陷阱是不可能也不实际的.作者只是希望通过本文,更多的传播学者会投入到这个课题研究中来,更好地发挥出传播学对实际生活的指导作用.
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
新媒介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供了信息搜索与获取的极大方便.网络在这一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人们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方便快速地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网络并不是被动的信息提供渠道,它在提供给我们大量需要思考的东西的同时,也在改变或重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正如卡尔(Carr,2008)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网络在侵袭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思考力,人类大脑对信息的期待和吸收越来越向网络传播信息的方式靠近,那就是信息快速流动同时快速被接受.由此带来的几个相应的思维陷阱是:
1.人-信息互动(informational interactivity)给人造成自己是大量有效信息占有者的错觉,很多人轻易相信自己是某领域的专家.的确,信息的丰富性和检索的快捷性让人很容易感觉自己知道很多.殊不知,网络上的信息来源不一,鱼目混杂,同时很多信息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介绍.受众如果对信息的权威性、专业性、客观性没有足够的了解,是很可能陷入信息泥沼却浑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的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以及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培养至关重要.譬如,要查找专业性的学术信息,Google 专用学术搜索引擎就更加有力,使用它也可以帮助受众避开许多浅层的非学术信息.
2.人的信息接受习惯被新媒介慢慢改变,新的阅读思维方式和传统习惯发生冲突,但受众却很少意识到.如卡尔所评论的,Google等现代技术是否正让人类变得越来越愚蠢实践表明,很多人的阅读耐心正在减弱,而这与网上信息的表现形式和搜索引擎的搜索方式密切相关.如当受众输入关 键 词 搜索信息时,他们获得的常常首先是大量的网页连接,快速地扫描这些连接成为点击寻找下一层信息的前提.另外,手机报的流行也让人们越来越适应浏览简短的信息摘 要 或内容目录,然后决定是否进一步阅读.这种跳读活动(a form of skimming activity)已被更多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同时带来的是人的思维与注意力的分散.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丧失了阅读长篇巨著的兴趣,深入钻研问题的耐心也在减弱.
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
人与媒介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human-media interaction) 是另一新媒介研究领域关注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简单地认为人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清楚简单、人与媒介之间的界限是划分明显的.然而,里弗斯(Reeves)和纳斯(Nass)的研究让人大跌眼镜.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媒介等价 (media equation)的概念,简单地讲,媒介和真实生活是等价的(media equal real life).也就是说,人和电视、计算机等媒体的互动就像真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互动一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下:在某人A和某人B面对面交流时,A对B一般会礼貌一些,对B的评价会肯定一些.可以说这是社会礼节,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些虚伪本性.但里弗斯和纳斯在实验研究中发现同样的道理在人-机互动中也得到体现.当一台计算机A在屏幕上显示出这样一道问题,问机前的使用者这台机器及其性能或服务如何时,使用者更可能给出一些正面的评价,相较而言,当另一台机器B屏幕上显示出同样问题,问机前的同一个使用者机器A表现如何时,这一个人此时对机器A的评价会更加负面一些.这就让我们看到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不是简单的人与机器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新的传播陷阱:
1.新媒体技术影响与改变人的信心、态度、和能力.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因其技术的复杂性和新颖性冲击着人的大脑.譬如计算机自我效能感(puter self-efficacy)和计算机焦虑感 (puter anxiety) 正成为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有信心,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简单的讲,人在使用计算机方面的能力和信心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会直接导致个人的收益程度不同.相应的是,网络自我效能感(Inter self-efficacy)和网络恐惧感(Inter anxiety)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网络的使用.而这种影响又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网络自我效能感常常跟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人际交流自我效能感(munication self-efficacy)交织在一起,网络恐惧感也跟计算机焦虑感和人际交流焦虑感(munication apprehension)互相影响.这种复杂的传播陷阱的影响因此也是多面性的.
2.到底是人对新技术使用有更多的控制,还是技术对人拥有更多的控制表面上看,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使用与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也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PDA,手机,IPOD等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更让人震惊的是,一旦离开这些新技术哪怕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会变得不知所措,甚至坐立不安.而另一方面,网络上瘾症(Inter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 (Inter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这些新媒介技术又跟一些人际交流症状密切相关,如交流上瘾症(munication addiction disorder) .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提倡世俗休息日(secular Sabbath)来对抗新技术的庞大控制力和影响力.具体的说,就是,每个星期抽出一天的时间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等,让大脑安静一下,享受生活的平静与闲适(Bittman, 2008).
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
化人际交流 (mediated interpersonal munication)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尽管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交流没有消失,必须看到每天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各种传播技术(如、手机、电子邮件、MSN等)与他人交流.这种化的人际交流的和面对面交流有诸多不同.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认为,不同的传播媒介赋予人不同的社会临场或在场感(参见Short,Williams,&Christie,1976).也就是说,沟通者对沟通对象的感觉与意识因沟通渠道的不同而不同.如面对面的传播渠道会让人更容易看到交流对象的外在特点、洞察他们的内心反应,这种强烈的社会在场感有利于沟通者根据他方的反应及时调整传播策略.相较而言,、手机等的社会在场感就会弱一些,因为很多视觉信息被这些传播通道所屏蔽,沟通者只能根据有限的声音信息来想象或构建沟通对象的存在,而电子邮件的社会在场感还要弱,沟通者主要依靠文字信息来推断对方的意图和反应.
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在某种意义上跟社会临场感理论相似,认为每一种传播媒介都具有不同的能力来重现传递的信息,譬如就无法重现要传递的视觉信息(参见Daft&Lengel,1986).该理论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人性化的、信息丰富度高的传播媒介要比丰富度低的媒介在传播中更加有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一种媒介的丰富度呢总体上说,以下四种因素发挥着决定性影响:(1)传播渠道的信息反馈速度,(2)渠道所能传递的信息种类(如声音、图像、文字等),(3)渠道所能传达的语言多样性,(4)渠道的受传者贴近程度.不管怎样,跟面对面交流相比,新媒介沟通渠道的社会临场感或者信息丰富度都要相对弱一些,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人际沟通的障碍和陷阱.
1.新媒介让沟通更容易,也让误解更加可能.以E-mail为例,这种新型媒介具有很多优点包括快速、便宜、方便等,有助于人们保持彼此之间建立的联系.但跟或面谈相比,E-mail的弱点也一览无遗.首先,它传递非语言信息(nonverbal messages)功能薄弱,因此传递的信息常常脱离了当时丰富的情感环境(emotional context),也就没有面谈或那么更人性化.而我们在解读交流对方传达的信息时,双方的理解常常是建立在对方的语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以及对方回馈的及时程度等.这些信息的消解必定给沟通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格尔曼 (Goleman,2007)所指出的,E-mail容易写,但也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这样一个陷阱就提醒我们,在用这些新媒介与他人沟通时言语选择要格外谨慎.也许一些面对面可以开的玩笑在E-mail里就不能出现,或者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否则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譬如,美国今年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起未成年人事件,13岁的女孩Megan Meier因承受不住邻居在MSN上开的玩笑最终(Associated Press,2008).而那个玩笑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跟可能被一笑置之.所以,如果碰到一些复杂或敏感的话题,也许寻找信息丰富度高或社会临场感强的媒介会更加合适.
2.新媒介重新塑造和改变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形态.例如年轻一代正用手机等现代传播工具来重新定义自己并创造自己的社交网络,同时跟父辈的交流方式正悄然发生改变.在中国,手机短信的流行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人际鸿沟 (interpersonal divide).老一辈人大多不会发短信,新一代人对短信乐此不疲.这种新的代际鸿沟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Holson,2008).
计算机化交流(puter-mediated munication)让网络的人际沟通功能成为关注焦点.瓦尔泽(Walther,1996)指出,网络交流同时具有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人际的 (interpersonal)、和超人际(hyperpersonal)的特点.网络交流是非个人化的,因为信息丰富度的有限,传者影响力降低,而它是人际化的,因为此种交流方式跟其它沟通方式(如面对面交谈)一样会帮助发展建立社会纽带关系,它是超人际的,因为此种沟通会给传受双方带来更多理想化的色彩.网络交流的这种超人际化特征也导致了很多传播隐患.首先,传者可以更好地更有控制性地来表现自己(optimized self-presentation),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可以弱化或者隐藏掉,相应的这就会让受者将网上沟通对象理想化(idealized perception).其次,这种非同时流渠道(asynchronous channel)给交流双方在关系协调和信息解读方面创造了独特的空间.正如电影《你收到电子邮件(you he got mail)>>中,两个人通过E-mail彼此联系很长时间,聊得非常开心,互相之间抱有强烈的好感,最终才发现原来彼此竟是曾经将对方恨得咬牙切齿的生意竞争对手.可以说,正是E-mail的这种超人际特征才让电影中的两人长期陷于这种传播误区,将对方理想化.
另外,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比如一个常有的误解就是化人际交流和面对面交流是等价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功能替代关系(functional alternatives).如伯格加(Bugeja,2005)所论,我们正在忘记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因为我们更适应各种新技术如何来化(mediate)我们的争议与冲突,而不是面对面地解决它们.我们经常误解别人的动机或意图,因为我们互相发送的信息无法传达那些细微复杂却又极端重要的语气、神态等信息.
建议和对策
正如开篇所言,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一一罗列新媒介技术的种种不是.相反,我们不能刻意贬低或否认新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和益处.任何一种人类的发明都必然是一把双刃剑 (double-edged sword). 认识到新技术所带来或隐藏的各种传播陷阱有助于将来更好地使用和革新他们.面对上述谈到的诸多问题,笔者试探性地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 (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国内现在对媒介素养的重视和研究正在增强,笔者认为,在新技术环境中,前面提到的三种素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同时进行才能帮助受众群更有效地应对日趋复杂的媒介环境.
2.改变旧有的传播逻辑,树立新的传播观念.必须认识到,在新技术社会,传播需要重新工程化(reengineering).将传统的传播逻辑和新型传播技术进行简单的嫁接只会适得其反.新型传播技术需要新型传播逻辑.
3.传播学者要与媒介技术研发人员展开更多的合作,从而将传播学思想和观念更多地融入到技术研发中,在研发阶段就尽量避免一些潜在传播障碍或陷阱的滋生.